附录一　《款红楼词》序跋

《款红楼词》跋

右梁节庵丈《款红楼词》一卷，余今岁还乡，于李芳谷处得其稿。是否全璧，未敢定也。丈没不十年，藏书星散。诗之已定稿者，其子匿不示人，仅由亲友掇拾付刊。余惧此稿亦沦于毁灭，故亟付梓人。丈少日入燕，即寓先大父南雪公米市胡同宅，从南雪公学词，与先伯伯蘧公、先严仲鸾公、本生先严叔达公日相唱和。今丈词集中尚有存者，独惜先严昆季所作，竟无一存。遗泽就湮，掩卷增痛。至先生词笔清迥，极馨烈缠绵之况，当世自有定评，固毋庸区区重为扬榷也已。民国二十一年七月，叶恭绰。

《款红》代序

梁基永

灯下读书，偶尔翻到前后的墨书题跋，仿佛重晤故人，尤其是那些音容不再的师友。对庐诗翁[1]今夏仙游，他是给我题书最多的老辈诗人。我的喜欢请人在自认为善本上题诗，曾经被书友所刺，说唐突古书。然而我选的都是旧书的空白扉页，请写的也不算俗手，古人倘有知，恐怕亦不会深罪吧。对翁题书，从来都是写七言绝律，唯一的一回，他填了一首小令《忆秦娥》，交还给我时，再三摩挲着书衣，说：“我这次不客气，拿去复印了一册，词写得好，写得真好。”

是梁鼎芬的《款红词》红印本，版心小，开本宽大，字体方正舒服。按照现在旧书通行的规矩，集部比经史贵，词集又比诗集稀罕，红印的词集，当然更加难得。在差不多十年前，旧书还没涨价，读书人能问津的时候，这书就价值一百元一叶，当时为了添置，还很踌躇了一番。买书买画，犹豫的总是那“一时之痛”，往往像容忍自家小孩的顽皮一般，一霎苦恼过去，迎来的喜悦必定加倍补偿。就如现在灯下翻阅，暖红的词句，慢慢流入心目，其愉悦又何可以言语形容。

我题写字幅送人，也常爱用梁鼎芬的诗词，题“家文忠公句”，文忠是辛亥后逊帝溥仪给梁鼎芬的谥号，有朋友便以为文忠公是我的族祖。其实他是番禺梁家，与吾家的祖籍南海不同。梁鼎芬的“番禺”，就是今天广州城东，他的舅舅张鼎华是翰林，自幼失怙的梁鼎芬受到舅家熏陶，对于经义制艺之类的科举门槛驾轻就熟。他成进士那年才二十一岁，入了翰林，还是钻石王老五。按照清代规矩，新科翰林未成家者，可以先不入史馆，请旨准假回家完婚，历史上皇帝是从来不管新科进士婚姻的，只有这种情况属特例，戏曲小说里面经常说“奉旨完婚”，所指即此。古代人成婚早，中进士而未成家者稀如晨星，梁鼎芬的早年运真是好到家了。

《款红词》一卷，就是梁鼎芬在他一生最得意的这段玉堂金马时光所写。诗才高妙，名列“岭南近代四家”之首，梁鼎芬的词却只在早年写下这几十首而已。我常觉得古人的诗词集，取名都很见才思，然而诗集的名字又不如词集那么深婉曲妙，像梁鼎芬为自己的词取的“款红”两字就极有味道。款是挽留，红是春花，是落花，对着落花，文人便不免生出无可奈何的惋惜，大概就是款红的含义吧。

梁鼎芬的学词，是在北京的翰林院学习时，住在番禺名士叶衍兰的家中，与叶家的子侄辈一起唱和的。叶衍兰祖籍浙江，先代落籍番禺，家中筑有南雪堂，藏有法书名画，铜器善本，本身又是翰林出身，是京城有名的学者和诗词家。叶衍兰住的宣南米市胡同，是广州人在京城聚集的中心区，梁鼎芬就寄居在彼，跟随前辈学词，居然日有进境，他对于自己的诗很矜持，自视颇高，然而词却随风扬弃，在生前也没有刊印成集。叶衍兰的孙子——叶恭绰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回广东时，偶尔在世叔处见到《款红词》的一册抄本，叶恭绰早就折服于梁的文辞，再看到里面有很多与自己父叔辈的唱和作，遂力任刊刻之责，才使文忠词留在天壤之间。

《款红词》所收，都是在北京所写[2]，“缠绵馨烈”，是叶恭绰形容得很形象的特点。少年得志的诗人，每日与名士周旋，游冶之处是都下胜境，偶尔又留点风流惆怅，笔下的情致不免缠绵，酝酿多了便趋馨烈。他写了几十首的《浣溪沙》，集中只收了一部分：

儿女神仙反自嫌，半生幽恨在眉尖，相思极尽转庄严。

春景写时三二月，花枝障得几重帘，缠绵蕉萃一时兼。

蕉萃就是憔悴，缠绵与憔悴，一时都来眼底，这是热恋开始时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儿女神仙，简直就是梁氏与情人的写照了。

光绪十一年，梁鼎芬二十七岁，本该是扶摇直上的年纪，他却选择了上奏章弹劾当朝大学士李鸿章“六大可杀”之罪，其结果比他预想之中还惨重，他被慈禧训斥为“妄劾”，连降五级处分，逐出都门。关于梁鼎芬的这次大胆行动，固然是他生涯中的一个亮点，然而也有传是因为他笃信广东同乡前辈李文田的劝告，断其相中有血光，只能弹劾大臣以消灾。他当时的心境究竟如何，是如释重负，是满怀悲抑？在慈禧下旨严谴的第三天，他和挚友文廷式到南河泡赏荷花，填了一首《蝶恋花》：

忆昔荷香香雾里。绝好花时，已是伤秋地。泼水野凫随棹起，满衣湿气沾凉翠。

独写新词君有意。补画题诗，重省当时事。欲说情怀无一字，鼓琴莫待钟期死。

从意气风发的少年翰林到奉旨严谴要收拾行囊，他还有闲情去赏荷花写词，也许他真信李文田的罢官避难之说。只有结句“鼓琴莫待钟期死”，隐隐透露了他心目中那一丝灰涩，犹如秋后荷花池上掠过的湿气。

从离开京城，到湖北张之洞幕下教书讲学，再接近三十年后才重新回到京师，梁鼎芬已经是双鬓带霜的中年汉子。昔日出都城时，他将爱妻龚氏托付文廷式，妻子却从此就跟文相好，见了梁鼎芬也只是“行宾主之礼”，昔年笔下的儿女神仙从此是路人。梁鼎芬回到北京，是张之洞一力保举，可惜其狂狷之气不但不改，且不减当年弹劾李鸿章之勇，又再次弹劾当国的庆王奕劻与袁世凯，被慈禧再一次逐出京城。

梁鼎芬余下的生命，几乎都与清室有关。他目睹了李鸿章和张之洞的去世，他眼见慈禧与光绪的宾天，他看到了天朝的覆亡，在“国”已亡后，梁鼎芬却抱紧了忠于清室的信念，并且做出了许多遗民都为之侧目的举动，去河北易县为太后与光绪守陵。

一九一五年前后，几乎所有清遗民都接到过梁鼎芬的来信，有时候还会一同寄来一包干硬的馒头、半斤干枣黄瓜等，信几乎是同一格式的，“先帝（先后）忌日饽饽奉寄太老爷（太夫人）灵前同飨……”这是他拿两宫陵墓寝宫前每日致祭的馒头等供品和陵园里种的出产，分送遗民家祭之用，当然，梁鼎芬的用意还在于为陵园的建筑与维护筹款。易县的冬天苦寒，他亲自带着仆人到光绪陵墓宝顶上收集积雪，装在小瓷瓶中分寄各处筹钱，为光秃秃的崇陵宝顶种下遮荫的陵树。这种“短信”我见过前后大约不下一百件，可见其写信之勤。在近代史所我读过他厚厚几册信，几乎一半都是这时期的短简，本来准备了一本空白笔记的我，竟然一个下午没有记录一笔，我不忍看到昔日荷花池边，斜街树下的年轻诗人，晚年竟然成了一个喁喁自怜的光头老者，不断絮叨着恳求同道们发善心捐钱。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当然也是梁鼎芬的宣统十年，他最后看到了张勋复辟的失败，知道清室或许再无中兴的希望了，梁鼎芬病终在易县守陵的梁格庄。临终时，他吩咐儿子梁思孝，不可留一信一字，“我心凄苦”，难怪叶恭绰想求梁思孝拿出父亲的诗稿刊印，其子“匿不示人”，这种怪异的姿态，也很使同时遗民责难他是故作清高。我不喜欢他晚年的诗，一如我不喜欢他晚年的信一样，唯独这一卷薄薄的倚声，却是行匣中经常出入随身的旅伴。叶恭绰所见的梁鼎芬手钞原词稿，后来转入了东莞画家黄般若[3]手，还请邓尔雅[4]题了“欺红楼”的篆体大字，用作自己的书房名。黄般若的公子大德兄告诉我，他年轻时不知父亲留存这部手稿的价值，随便就跟其他画册数据一并送给广州美术馆，馆方也只当作普通数据处理，至今仍未从库房中检出。[5]

对翁为我在书的最后，题的一首《忆秦娥》说：

楼栏月，款红几度圆和缺。圆和缺，照人今古，倩谁评说。

倚声多在愁时节，阑干倚处花如雪。花如雪，吹香词句，缠绵馨烈。

多愁的京华时节，换来了梁鼎芬如许顽艳的吹香词句，在他自己眼中，也许这一卷，还不如崇陵种下的一棵小树重要。他没有看到二十年后，崇陵竟遭洗劫，还没长成材的松柏，被砍伐净尽，他不会预料到陵谷也会如此变异，只有这一卷薄薄的红字，依然记录着他凄苦的诗肠。

［录自梁鼎芬著、梁基永刊《款红楼词》，甲午（2014）仪清室红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