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时须作平时看”擘画战时高等教育
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在常态化和非常态化之间曾有徘徊，这种徘徊不仅体现在身处其中的教育个体身上，如当时的校长们、教师们、学生们；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战时高等教育的管理，尤其是非常态化下的大学发展如何实现常态化，开始之时也并非十分清晰。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是，抗战时期大学整体性的政策方针何时制定、如何制定以及如何实施。仓促之下，《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和《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相继颁布，前一个文件对抗战时期的课程及学生管理给出一定的规定和办法，后一个文件更为关注国防教育增设、战时学校服务等内容。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平时教育向战时教育倾斜的政策立场。
但这一立场很快就在陈立夫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时的演说中得到纠正。除了关于学生的管理，他的讲话涉及教材和师资等更为关键的方面，同时对平时教育和战时教育的关系也做了比较明确的解释。之后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制定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将大学的教学、科研和服务从“抗战”提升到“建国”的目标之中。根据《纲领》中涉及教育的内容，大会同时制定并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细化了陈立夫的讲话和《纲领》中关于教育的相关要求，对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这反映出政府层面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立场转变，显示出尊重教育发展内在规律的格局，不仅服务战时，更要着眼战后和未来。
在全面抗战初期那场非常广泛的关于高等教育基本方针的争论中，社会各界也纷纷表达各自立场。有将高等教育转变为“战时教育”之声，有坚守“平时教育”之音，也有折中的观点。这场争论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各大学在校生数量的大规模减少，青年学生辍学抗日或从军的热情又一次被激起。校长们对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发展基调的认知基本达成一致，即维持正常教育体系，以学术实现“救国”，这恰符合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纲领”的精神。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发表《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讲话中，吸收了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 “平时作战时看，战时作平时看”的思想，将“战时须作平时看”总结为战时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对于大学办学的政府立场。
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通过并颁布了《教育部颁发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教育部颁发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行政组织补充要点》《教育部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教育部公布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教育部订定之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试办法》《教育部订定之专科以上学校实施战时教程》《教育部等关于订定大学理工学院与经济交通及军备工厂合作办法的会呈》等文，对大学的机构与职责、院系名称、教员资格、招生和考试等作出系列规定和解释，尤其是对战时大学迁移与设置做出总体设计和路线规划，具体的迁移路线和内迁地点则由各校自行定夺。
在大学迁移内地办学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在中央财政状况十分窘迫的情形下，采取各种手段维持办学经费，增加师生的教育救济，加强科学研究投入力度。在中大校长罗家伦要求拨付经费用于新校区建设之时，在浙大校长竺可桢表示将“财政须源源接济”作为任职条件之时，在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设立工学院和特种研究机构以服务于国防之时，国民政府均倾力支持。这说明，在抗战之初，政府与大学在高等教育发展的立场上基本是一致的，国民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制度从应急走向务实、从被动走向引导、从着眼当下走向设计未来。虽然抗战中后期，由于财政紧张、通货膨胀、党化教育等问题的不断加深而使国民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态度上呈现倒退和落后，但仍要客观看待战争初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对战时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