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当作平时看”的办学活动
（一） 办学思想
战时联合办学首先需要凝聚办学共识，继而才能营造良好氛围，为国家培养人才，为抗战积蓄力量。从当时学校领导层对西北联大办学定位的理解来看，不同成长背景的校领导对办学有不同的思考。校常委陈剑翛认为“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校合组而成”(20)。作为出任过国民政府官员的他，理解当时国民政府对整个教育布局的考虑，推动西北地区教育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办好某一所学校，也正是他的这一观点，预示着未来西北联大扎根西北大地办教育的开端。而另外一些校领导则更强调发挥教育的作用，以期振奋精神，培养栋梁，自强不息，救亡图存。如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认为：“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21)这样的爱国情怀，也是西北联大自上而下许多师生所共有的。尽管从国民政府到学校决策层，对于学校办学定位有不同的理解和考虑，但西北联大在各组成院校的努力之下，仍然临危不乱，沿袭各自办学传统，一边复课，一边实践，一边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努力肩负起开发西北的使命。其中通过知识文化抗日救国，积极为抗战服务是大家的共识，也成为这一时期办学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 人才培养
抗战时局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多个方面影响着教学的安定和学校的发展。尽管办学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人才培养基本沿袭战前及西安临大时期旧制，但学校也对教学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学校颁布了《文理法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以加强学生“共同必修科”（可理解为通识课程）学习，其中要求：
查大学课程，除医学院外，向由各校自行规定，得因人地之宜，自由发展，惟以缺乏共同标准，遂致科目互异，程度不齐，未能发挥大学教育一贯之精神，而若干大学，分系过早，各系所设专门科目，又或流于繁琐，不能融会一科学术之要旨，亦非培养高深学术人材之道。本部有鉴于此爰有整理大学课程之举……邀请专家厘定大学各学院课程，以谋建立共同之标准……兹先将文理法三学院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制就颁发，仰各校自本年度起，就一年级开始实行，并将实行情形具报备查。(22)
其中指出了当时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由于西北联大各组成学校差异较大、缺乏统一的要求，所以导致科目、课程要求参差不齐。同时，由于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过早分系、专业，导致学生在培养过程中缺乏基本的知识基础，不能很好地将专业知识融会贯通。基于这些问题，学校首先统一各学院内部的课程标准，进而明确了不同学院学生在第一和第二学年需要修读的共同必修科目。作为战时背景下由多所院校组建的联合大学，这样的规范化、统一化的要求，无疑对保障当时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为避免战时社会动荡对学生思想产生消极影响，国民政府教育部推行了导师制，以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教育部要求：
本部为矫正现行教育之偏于智识传授而忽于德育指导，及免除师生关系之日见疏远而渐趋于商业化起见，特参照我国师儒训导旧制及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办法，规定导师制，令中等以上学校遵行。(23)
为积极落实教育部要求，西北联大各院系分别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了导师制度实施细则，“学生分组以院系年级为单位，每组学生由导师一人担任训导，其人数较多者，加聘导师一人。因本校各学院分设数处，每院以院长为主任导师（师范学院主任导师由本大学提请教育部选定聘用），常务委员主持各该院各系各组学生训导事宜”(24)。同时，学校还注重学生训练，改进学生团体生活，设立了训导处，下设导师委员会、军事训练组和斋务组，积极组织国语演说竞赛会、英语演说竞赛会、话剧表演、讨论会等活动。(https://www.daowen.com)
值得一提的是，受当时红军长征胜利和延安抗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西北联大师生中的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法商学院在教学中结合抗日救亡的现实背景，给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进步学者，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解决中华民族贫穷落后、受欺辱，国家腐败黑暗的问题，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培育了一批可贵的人才。
这一时期，在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学校仍坚持完善人才培养标准，组织学生社会实践。如家政系先后出台并完善了《家政系课程标准》，提出了明确的教学目的、训练方针、编制原则以及组织纲要。(25)工科教师克服教学设备上的种种困难，设法坚持教学。在教学实践活动上，尽力根据陕南地区的条件进行安排。如矿冶系对安康行政区砂金矿和勉县煤矿区的地质情况进行了勘察，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在城固县对张骞墓进行考古发掘，校历史学会对勉县开展了历史考察和考古调查，对汉中地区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进行了考察。(26)
（三） 抗战救亡
抗日救亡以实现民族复兴是抗战时期学生学习的最高理想。从西北联大的前身西安临大开始，学校就在平时教育的基础上加入了关于国防、国际问题、社会政治经济、外国文化、素质修养等学术讲演内容(27)，以期学生在特殊时期对学校以外、国家以外的世界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日常教学活动过程中，学校高度重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增强学生的军事技能，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国民党教育当局组织的陕西省学生军训活动，并邀请许寿裳教授、李季谷教授等为青年学生讲授爱国主义故事，在锻炼其体魄的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不仅仅局限于教育学生，教师们也积极进行抗战宣传，针对抗战时局分析国内外形势，发表学术文章和意见建议，比如在《西安临大校刊》和《西北联大校刊》中都不时涌现出对当时国内外时局具有深刻洞见的文章。用实际行动支持前方抗战也是西北联大师生抗战救亡的重要举措，1938年10月，全校师生在校务委员会的倡议下，念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天寒衣单，发起募集棉背心运动，慰劳抗日战士。(28)次年，西北联大抗敌后援大会在校内组织义卖献金、节约献金慰劳前方将士家属及伤兵，为前方将士募鞋袜，捐赠衣物，协助地方训练壮丁等活动，在本已艰苦的环境下为抗战前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此外对于校园以外的社会，学校还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引导做好各类战时防护工作。1939年2月，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成立防空防毒讲习班，在陕南向民众普及防空知识。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增强了师生和当地民众抗日救亡的信念，为抗战提供后援力量具有积极意义。
（四） 社会教育
尽管西北联大所在地汉中条件艰苦，但广大师生扎根这里，用所思、所学、所长广泛开展社会教育，服务抗战和地方发展需要。时任西北联大常委、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就极力推动发挥联大教育优势开展社会教育，他提出办教育不仅要有狭义的教育，更要推动广义的社会教育。1938年，遵照教育部关于《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学校结合西北地区和自身实际，成立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特别是从1938年9月起，全校在“培养人才与服务社会”的原则下，大力开办社会教育。根据学科专业的特点，文理学院负责开办了国语及注音符号讲习班、防空防毒讲习班、科学常识讲习班。法商学院、师范学院等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讲习班任务。各种讲习班利用暑假在陕南六县小学举行，由西北联大教授和毕业生中品学兼优者授课，这一活动不仅提高了陕南小学教师的业务文化水平，也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29)为推进家事教育，训练家事技术人才及激发家事研究兴趣，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还成立了家事讲习班，设有衣服学、食物学、育儿学、家庭布置及管理、家庭卫生及看护、手工等科，由家政系同学讲授，招收曾经读书识字能作简单笔记的女性参加。(30)西北联大这些社会教育实践活动在帮助社会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也给当地注入了新的风尚，为西北联大师范教育长期扎根西北大地办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践基础。
（五） 学术研究
抗战时期，教育部要求各高等院校的学术研究“除纯粹学问之探究外，应随时研究实际问题，以应社会国家之需要”(31)。西北联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注重发挥当时学校的学科和专业特色，着眼于战时西北地区的社会实际，领域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质等，为西北古老的华夏文明带来了现代化的视角。如国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对地方志有着深入的研究，其立足联大驻地城固县，对县志进行了修编，发表近10篇论文，出版了对地方志系统的研究著作——《方志今议》。这部著作问世70多年后，仍是国内地方志界编修当代地方志书的重要理论参考；法商学院教授尹文敬在1939年3月《时事新报》发表的《改良制与调整地方财政》一文，引起了经济界的重视；历史系教授陆懋德针对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研究，发表了《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等研究报告，其编写的《史学方法大纲》和《上古史》讲义曾获得当时政府学术著作奖；许兴凯教授发表了《抗战的经验与教训》和《近代民族主义之发展及吾人应有之认识》；考古学家、历史系黄文弼教授结合汉中张骞故里的文化基础发表了《张骞通西域路线图考》，并在西北地区开展大量考古研究工作；矿冶系教授郁士元结合对勉县地区的地质调查发表了《勉县煤矿区之地质》；体育系谢似颜教授发表了《民族主义与道德》。周国亭的《勉县考古纪实》，历史系的《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地质系的《勘查安康行政区砂金矿简要报告》等一批学术著作得以问世。不难发现，战争时期尽管各类教学、研究资源极其匮乏，但西北联大教师始终没有忘记用自身学问解决当地实际问题，在对西北古老华夏文明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对当地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