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才教育与学生自治
抗战时期的大学普遍奉行通才教育思想。这在诸位校长笔下记录的最为详细，如蒋梦麟认为“非尊重个人之价值不为功”(32)，梅贻琦提出“做人”与“学问”并重(33)，竺可桢要求培养“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34)。同时，这种通才观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之中得到具体的落实。
在诸位校长的论述中，尤以梅贻琦先生的《大学一解》和竺可桢校长关于通才教育的多次演讲内容最具代表性：
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35)
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36)
总体而言，通才教育理念已然是这一时期大学校长们的基本共识：注重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培养有着广博知识和广泛兴趣爱好的通才。梅贻琦在西南联大实行选修制、竺可桢在浙大推动导师制，二人践行通才教育理念。
西南联大的三位常委都十分重视学生德育、智育和体育的综合发展。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对学生德育和体育有着专门的论述。联大通识教育的推行以选修制为手段：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因而必修课大多开在一年级，少部分开在二年级，到三、四年级绝大多数课程都是选修课。联大的基础课一般由著名教授承担，此外还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自由选择。除了选修课，在梅贻琦的通才观指导下，联大特别重视和倡导教师通过言传身教来培育学生健全之人格，不仅结合专业教学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还通过课外校园文化活动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如校长梅贻琦所言的“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在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要求学生在德育上，成长为不徇利害，有社会责任感之栋梁；智育上，具有较宽的知识面，鼓励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重视人文科学的学习；体育上，浙大首先实行全体学生一律参加体育活动的制度，规定体育课不及格不得毕业。他将学生与工厂出厂的产品做比较，指明大学毕业生“应该像一把剃刀，越用越锋利，而且不会生锈；像一枚时钟，越走越精确，而且不会半路抛锚。一个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就在于能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可令其于离开校门以后，在他的学问、技术、品行、事业各方面发扬光大，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此，竺可桢校长反对“教而不育”，继而在浙大采用哈佛大学的导师制，由一个导师带若干个学生，导师对学生进行学业辅导的同时，也要对学生生活的道德和品行负责，从而建立了教训合一的教育方法，有力推动了其通才教育理念的实现。
梅贻琦校长通才教育思想体现在他对学生“整个之人格”重要性的强调；蒋梦麟校长用“非尊重个人之价值不为功”形容教育在学生个体与社会关系处理中的价值导向；竺可桢校长以“求是”精神表达对学生责任感塑造的期待。校长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理念反映了抗战特殊时期对大学生们的特殊要求，即多服务少享受。同时鼓励学生们的自治行为，如蒋梦麟所言，“学生自治，并不是一种时髦的运动，并不是反对教员的运动，是‘移风易俗’的运动，是养成活泼泼地一个精神的运动”(37)。实际上，学生自治与通才教育理念一脉相承。学生服务观念与公民意识的养成本也就是通才教育的应有之义。联大和浙大以及当时的许多国立大学，都有学生自治会和各种学生社团。其中，联大的“群社”“冬青社”，浙大的“黑白文艺社”“战地服务团”等都是著名的活跃社团。当时，各个国立大学的壁报也是学生参与时政、反映民主、研究学术的另一片阵地。事实证明，学生自治是校长与教授治校的有效补充。这不仅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完善学校内部管理，还有利于特殊时期学生的通才素质养成。
考核方式既是高校育人理念的基本体现，也是高校管理水平和育人质量的基本体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校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主要侧重于结果而忽视了学生学习的过程，从而造成了学生学习动机的缺失及学习投入的相对不足，同时，也不利于学生良好学习行为和学习习惯的养成，不利于卓越人才的培养及高等教育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而从抗战时期部分高校的办学实践来看，尽管当时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办学资源极为匮乏、教学秩序难以保障，但为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国民政府又出台了一些具体举措，对学生学习的期限、学分要求、学习成绩标准等做了相应的规定，以此确保了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人才培养的质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对学生的考核方式来看，很多学校已经注意将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将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相结合、将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如今，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及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水平高等教育诉求的不断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问题成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和关键。因此，高等院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可从学生考核方式及成绩管理形式等层面着手，按照点面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等理念，重新构建、完善具有自身特色、符合自身实际的学生考核体系，并以此为抓手，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其养成良好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意识，不断提高其学习的动机和成效，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