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浙江大学的内迁与改革
全面抗战时期是浙江大学校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此阶段由著名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任校长。七七事变后，在竺可桢的领导下，国立浙江大学全校师生于11月11日至13日分三批离开杭州，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内迁。始于浙江杭州，历经江西、湖南、广西、福建、广东、贵州7省，总行程超过2600公里。其间曾四易校址，一迁浙西天目山、建德，二迁赣中吉安、泰和，三迁桂北宜山，最终落户红色革命老区贵州遵义湄潭，在湄潭获得了相对稳定的七年办学时光。西迁之中，浙江大学坚持办学，坚持科研，为中华民族保存和壮大了民主和科学的火种，这一令世人瞩目的壮举被彭真同志称为“一支文军”的长征。(1)内迁流亡并没有削弱国立浙江大学，反而像滚雪球一般发展壮大，国立浙江大学从文理、工、农3学院16系的地方性大学，发展成拥有文、理、工、农、医、师范、法7学院30系，数学、生物、化工、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的全国性综合型大学。抗战迁徙途中，每学期实际上课大约在18周左右，也就是几乎没有中断过上课。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被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抗战时期任教或求学于浙江大学，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师生人数达50余人。战时的浙江大学在教学和科研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在人才培养方面，竺可桢校长提出，一所学校“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工程师、医生”，应该是“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浙大于1937年在浙西天目山首开“导师制”先河；竺可桢提倡培养学生要文理并重，尤其要重视通才教育；学生要具备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重视体育和美育教育，帮助学生全面均衡发展。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竺可桢掌校期间，一是以礼延聘教授，没有门户派别之见，各类人才，兼容并蓄。二是大力引进学术造诣高的知名学者。三是提前锁定有相当潜力的青年学者。四是充分信任教师，学校采用“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方针。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充实本校师资队伍。
竺可桢校长于1936年临危受命，被学生称为“浙大保姆”的他，更是爱生如子。西迁时代，战火纷飞，民生凋敝，多少学子跟随浙大流亡迁徙，学校就是他们的家，竺可桢校长就像家长一样保护着他们。
求是精神源远流长。1938年迁至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在第19次校务会议上决定将“求是”二字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从此，求是精神成为浙江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所谓求是精神，一是无论条件多艰苦始终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艰苦奋斗。二是坚持科学研究，求真务实。三是竭尽知能，造福地方。四是读书不忘爱国，共赴国难。竺可桢崇尚科学与民主，倡导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严谨踏实的校风，使得浙江大学不断发展壮大。
浙江大学的前身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设立的求是中西书院，书院地处杭州市蒲场巷普慈寺，1901年11月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1902年1月改称浙江大学堂，1904年1月改称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1月更名为浙江高等学校，而后停止招生。1911年3月，浙江中等工业学堂成立，1912年3月改称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1920年秋，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升格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工专从原来的机械、染织二科改为电气机械科和应用化学科（后又改为电机工程科和化学工程科）。1910年9月，成立农业教员讲习所，1912年更名为浙江中等农业学堂，1913年更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升格为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设农艺、森林、园艺、蚕桑、农业社会五科。1927年8月，改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为工学院，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农学院，并筹建文理学院，增设中文、外文、哲学、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史地与政治、体育、军事10门，另设医药预备科，在原校址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按照大学区组织条例，全国设立大学区，并以所在省份或特别区之名命名，4月1日更名浙江大学。1928年7月1日起，升格为国立浙江大学，设工、农、文理3个学院。至1936年，国立浙江大学设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