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救济

广大师生在战火中迁徙流离，大多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能保证内迁高校师生的教学、研究等基本条件，国民政府对国立大学实施了必要的救济。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教育部即设立专门机构办理战区师生登记、收容事宜，并着手分发旅费、津贴助其内撤。1938年起，设置贷金制，后又演变为公费制。据统计，该制度实施后的两年里教育部共计发放贷金46万多元，获公费救济的专科以上学生每年有5至7万人(40)，超过全国在读大学生的一半。大学教授则享有公务员待遇，政府特许每月以定价购买定额口粮。

由于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建立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后来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校大学生的峰值即为12万人），这其中就包括了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的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41)

在救济师生教学、学习、生活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发展国立大学的科学研究。1938年，教育部特地划拨出国立大学专项经费，以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曾言：“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三十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42)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还选拔了1566名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深造，其中包括了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彭桓武、屠守锷、郭永怀等8人，超过了“两弹一星”元勋总数的三分之一。当时在国外还约有2500名中国公费、自费留学生，其中家乡沦陷，断绝了经济来源的约占60%，国民政府决定拨款给予资助，数额达数十万美元。全面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