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坪学子苦读灯

1937年11月l日，由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的松林坡正式开学。入夜，如馒头状的松林坡上，灯光闪烁，为沙坪坝增添一道新的景观。中大、重大、南开中学以及中央工业学校等夜晚的读书灯光——“沙坪学灯”，成为当时有名的“陪都八景”之一。所谓“沙坪学灯”，反映的是战乱背景下莘莘学子的学习热情：每天清晨，无论是靠嘉陵江边的马路，还是松林坡上，到处可以听到琅琅读书声；学校各院系成立了众多的科技组织，研究地质、化学、物理，探讨电子、雷达；各种社团纷立争鸣；学生宿舍、食堂的墙上，常有学术报告和壁报讲演的通知，也有学生讲演比赛，歌咏演唱会，还有马思聪小提琴演奏等。中大在南京时，全校学生总数1500多人；迁渝后，招生逐年增多，1942年中大招生1600名。到了1945年，中大已发展成为8院37系，共开822门课程，有4000余名学生和近千名教师的庞大规模，是国际上所公认学术水平较高的中国五大名牌大学之一。(25)

罗家伦为鼓舞学生们不畏艰苦、坚持抗战的意志，每周末对学生作一次关于时局等问题的讲话，后来他将这些讲稿汇集成册，取名《论新人生观》。因国民政府各要员及社会名流多移居重庆，他还常邀这些要员或名流到中大讲演。1941年至1945年的4年多时间里，学校共进行了200多次讲演：周恩来、郭沫若、孙科、翁文灏、于右任、朱家晔、朱光潜等都到中大作过演讲，当然演讲最多的还是中央大学各系的专家教授。到1939年底，中大在重庆已完全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并设置研究院，下设理科、法科、农科、工科4个研究所；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新设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博物、史地、公民训育等系；工学院增设航空工程系与水利工程系；农学院增设畜牧兽医专修科；医学院增设六年制牙科；法学院设社会学系；并于研究院增设文科研究所与医学院的医学研究所。任职中大的名教授不胜枚举，这样多学科的庞大的师资阵容，当时在国内可以算是首屈一指。在罗家伦的引领下，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不仅没有因战争环境削减发展实力，反而向充实、扩展与提高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https://www.daowen.com)

重庆沙坪坝时期的中大学生被形容为“艰苦朴素”。当时曾流传着对迁川大学生的“四坝”评说：“洋里洋气的华西坝，土里土气的古城坝，土洋结合的夏坝，艰苦朴素的沙坪坝。”(26)说的就是艰苦条件之下的中央大学学生心无旁骛，学习劲头更加旺盛。在中大，占座位、抢借图书司空见惯，尤其是教授们指定的必读原文参考书更加成了“抢”的重点目标。学生们几乎每晚都要“抢座位、抢参考书、抢灯光”(27)。其主食是霉变掺杂的“平价米”，米中有砂石、稗子、鼠粪等杂物，同学们称其为“八宝饭”；住宿环境冬冷夏热，蚊子臭虫络绎不绝。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日军的轰炸自然频繁至极，即使到了抗战中后期，日军也经常用一两架飞机轮番空袭重庆，市民称之为“疲劳轰炸”。中大师生面对这种“骚扰”已经习以为常，学会了从容应对，譬如，有时上课就改在凌晨和晚上，考试一般会出几套题目以备用。战争反而激起了师生团结一致的抗战决心和从容乐观的抗日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