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使命与责任
大学组织作为一个系统，其组成部分和职能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大学的发展依靠校长以及整个大学与外部进行互动来实现；促进学术发展和文化进步是大学发展的重要使命，以大学创新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更是大学无法推卸的责任。说到底，精神与文化引领下的大学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大学存在的根本要义，大学的外部关系、基本职能、师生发展以及文化引领都内含在此范畴之中。这同时也是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掌舵大学的最终航向。
在处理国立大学与社会、政府关系时，校长们始终坚持以学术发展为大学的根本宗旨。即使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对实用性人才有特别需求的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们也坚持大学教育方针的稳定。中大校长罗家伦的“全面抗战论”，浙大校长竺可桢的“学术救国”都体现了战时坚持学术发展的重要性。其中，罗家伦的这种思想还被蒋介石在确定战时大学教育方针时部分吸收和肯定。
在国立大学的教学中，始终贯穿学术为主的通才教育理念。由于战时缺乏必备的研究设备和条件，虽然校长们对教师的科研要求无具体规定，但出于爱国热情和校长们的人格魅力的影响，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的学术研究并未衰弱。反而在大学内迁后，促进了研究与服务的结合，给内迁所到之地带去了先进的文化、观念和思想，促进了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大学发展和社会近代化。
文化引领方面，在校长理念指引下，各国立大学精神昭著，民主、科学、爱国、进步、团结、乐观的精神遍布大学内外。现今我国许多著名大学的校训都源自抗战时期，如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大的“诚朴雄伟”、浙大的“求是”、南开的“允公允能”等。
抗战时期，大学通过对外关系的处理、职能的坚守，师生的共同发展，大学精神与校训的践行，保持了其存在与发展的不变根基，通过实践表达了所谓的“大学文化”。无法抹灭的是，这是大学群体共同坚持并努力的结果，但正如“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就是一所好的大学”这句话所示，抗战时期的校长于大学发展乃至社会文化发展的意义尤其重大。他们的理念思想以及具体的作为，都赋予了所在大学“重生”的可能。从这些大学校长身上，或许可以得到当今大学治理管理的不少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