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和当时的高等教育经历了种种动荡与磨难，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和破坏，也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爱国故事和救亡图存的重要举措。从当时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来看，其所受到的破坏和影响是深远而又巨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根据当时抗战的实际情况和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制度和举措，这些制度和举措有的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和效果，有的却匆匆而过。所有这些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认真研究、审思、总结和借鉴。
从其相关体制制度情况来看，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可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借鉴、参照作用。第一，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学制，调整相关专业修业年限。对于一些专业硕士，尤其是那些侧重实践和操作，以及急需紧缺专业领域的硕士而言，修业年限可否根据不同学科专业自身的特点和相应岗位的素质要求做出非“一刀切”的制度安排？另外，从当时本科师范院校学生的修业年限来看，尽管当时局势动荡、师资严重匮乏，国民政府仍然将师范院校本科学制确定为5年——比普通本科多出1年，充分反映了其师资队伍建设的理念及其对师资队伍重要作用的认识。第二，完善学生考核方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考核方式既是高校育人理念的基本体现，也是高校管理水平和育人质量的基本体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校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主要侧重于结果而忽视了学生学习的过程，从而造成了学生学习动机的缺失及学习投入的相对不足，同时，也不利于学生良好学习行为和学习习惯的养成，不利于卓越人才的培养和高等教育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抗战时期，很多学校已经注意将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将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相结合，将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第三，探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及教育部等采取的一些关于大学生培养的相关政策、文件和举措来看，很多方面固然是适应当时战时状态的实际情况和社会需要的产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达到了预期效果，其实对今天的本科教育也可起到一定的观照作用。
从大学精神层面来看，也可引起我们一些思考。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体现出来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其核心是办什么样的大学和培养什么样的人，对于高校建设起着长期的、关键的作用。塑造“大学精神”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进步的需要。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培养人才。姑且以西南联大为例，我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学精神，使得西南联大能够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本书用4个字重新审视了西南联大的大学精神。一是“和”。“和”是西南联大精神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三校合一不仅是硬件、师生、课程教学的“物理”整合，更是思想的“化学”整合。在学术环境中的“和”字，体现在和平共处。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学术观点和思想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争论也非常激烈。然而，这些教授只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他们可以和平共处，在坚持自己的学术和思想观点的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
二是“度”。“度”是西南联大自由精神的边界。“自由精神”是北京大学建校后一直坚持的精神传统。而清华大学给“自由”加上了“秩序”。在清华园看来，秩序和纪律精神与自由精神同等重要，从严谨的角度看更为重要。因此，尽管西南联大以其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而受到赞誉，但它的“自由”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在自由与规范之间有着微妙的平衡。西南联大的纪律规则隐含在规章制度中。一方面，西南联大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给学生自由学习感兴趣的知识的空间，让学生自由调换院系、选课，允许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和观点，支持他们参军并保障他们返校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西南联大也敢于严惩那些侵犯自由底线的人。据统计，在被处分的学生中，有18%被直接开除，这在高校管理中并不常见。西南联大是一个自由和规范的社区。它建立的所有规范都保证了它的自由。因此，在当今大学的日常教学管理中，规范就像一把尺子，帮助学生厘清自由的宽度，并借助强大的制度执行力，保护学生自由的底线。学生只有内化所有的规范，理解跨越边界的可怕后果，才能充分享受自由空间，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三是“通”。“通”是培养学生继承西南联大精神的工具。通识教育的核心是“通”，即学生的知识不应局限于自己的学科或专业，而应广泛地涉猎其他学科，并通过自己的知识转移到其他学科。梅贻琦校长曾说过：大学教育首先要注重培养和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只有健全的人格，才能实现“清德”“新人”“至善”的终极目标。“以常识为基础，以专业为目的”的核心是“沟通”，强调“使用知识的能力”。“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克服专业教育的狭隘和偏见，努力培养具有广泛知识、深邃基础、博学和综合素质的人才，能够融合不同学科或专业。
四是“家”。“家”是西南联大精神的源流和归宿。西南联大秉承“家”的民族精神，以“和谐”为重，尊重师生“度”的自由，以“通”的人才教育理念探索大学的“大”，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在西迁过程中，西南联大师生目睹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种种苦难，亲身感受到了民族危机。他们打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旗帜，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封锁，从华北到华中，再到西南。联大师生之所以愿意吃苦受难，是因为他们不屈服于侵略者的势力和不允许民族文化的中断。正是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相结合，激励着广大师生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克服困难、不断前进。而今，虽然战火不再，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只有自觉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联系起来，高校师生才能以强烈的民族自信和历史责任感，投身于国家建设事业中。
从大学校长方面来看，“掌门人”对于大学的发展和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风雨飘摇的战争年代。抗战时期，大学校长们教科书式的表现至少可以带给我们3点启示：第一，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学贯中西，思想开阔，胸怀教育救国之决心，不仅捍卫学术自由，具有准确的服务定位，更具备闪亮的人格魅力。这些学科知识背景、个性品格修养、办学思想理念都可以为遴选校长提供借鉴。第二，优秀的甚至是卓越的——优秀成就自己，卓越成就别人——大学校长应该是集高明的教育家、高超的管理家、高妙的经营家、高调的活动家于一身的“四高”校长。大学是社会的子系统，与政府和社会其他机构存在着紧密的互动结果。宽松的政策环境与合理的社会距离是大学取得创新和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三，大学精神与文化的传承是大学和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见证。不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大学以其不变的学术属性与创新精神，在某些方面代表着先进思想和文化。因此，以大学精神文化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进步也是大学、大学校长治校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起步虽晚，但正如一些有识者所指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起点并不低。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固有的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更重要的还在于那时的大学和校长所特有的办学精神。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那战火频仍、民不聊生的时代，大学校长以自己的治校理念、学术态度、家国责任和人格力量为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成构建了雏形。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温厚的人格魅力，如致力于让学校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参谋本部”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位居西南联大三常委之首的蒋梦麟，竭力提倡“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张伯苓，治校提倡“吾从众”的梅贻琦，为浙大发展鞠躬尽瘁的“浙大保姆”竺可桢，被陈毅市长称为“一代完人”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等，都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系统地学习、研究和宣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其意义在于：“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时隔5年，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共产党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以弱胜强的雄浑史诗，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苏联给予中国抗战有力的物资支持，美国“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一大批反法西斯战士直接投身中国抗战。
我们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英雄的中国人民就永远不可战胜！中华民族必将永远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纪沧桑巨变。在这特殊的历史节点，谨著此书，以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1) 郑登云编著：《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2) 章毛平：《张学良教育思想及其现代解读》，《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59—163页。
(3) 王春南：《侵华日军蓄意摧毁中国的教育》，《人民论坛》2005年第6期，第90-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