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对国立大学的支持
全面抗战时期，在办学经费问题上，政府与国立大学校长之间也鲜少出现矛盾。对于校长们的经费要求，国民政府一般都予以应允。
一如罗家伦在初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时，国民政府将中大的经费改由中央财政直接负担。同时，江苏省为了表示对中央大学的支持，不仅同意将之前的欠费全部补清，还无偿将大片山林赠送给中大作农学院的试验场。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大教师的待遇得到完全保证并获得提高。1934年，罗家伦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打算在市郊另觅新址，建造能容纳5000至10000名学生的首都大学，打造“玫瑰色的甜梦”。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240万元，并训令行政院自1934年，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罗家伦最终选定南京南郊石子岗一带为中大新校址，并征得石子岗8000亩土地，悬赏5000元，在全国进行图案设计招标。(44)熟料，开工不久便遭遇日军大规模侵华，数月之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罗家伦另建中大新校区的蓝图被迫搁浅。但此例仍可说明，当时中大办学经费较为充足。
二如竺可桢再三推辞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而不得后，向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布雷郑重提出三项任职条件：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45)竺可桢还访见教育部长王世杰：“余要求国库接济浙大之款必须增至每月六万元，并声明自始即以此为条件……雪艇即允每月由国库解六万元之数。”(46)甚至当竺可桢鉴于国立大学中唯有浙大建筑老旧破败，急需改建，进而提出120万元建筑费呈文蒋介石时，曾言“雪艇嫌过大，故此事不得不与介公面谈”(47)，蒋介石竟痛快地答应下来，承诺五六年内分期拨付。因而可知，浙大经费上须源源接济的条件，大致确实兑现。
事实上，抗战时期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良好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在梅贻琦任内，国立清华大学与政府之间有着许多合作的事实：设立工学院和若干特种研究机构便是最明显的例子。梅贻琦校长配合政府政策及国防需要，设立了3个特种研究所，分别为农业研究所、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翌年迁往昆明后，进行调速电子管超高频振动器、氧化铜整流器、短波定向仪、超短波和微波等方面的研究，并研制出中国第一个电子管。这充分显示国难期间，教育和学术团体支持政府的实情。在1935年，教育部致东北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和私立复旦大学的训令中，出现“该校对于部令提示各点尚能切实办理”的类似字眼，中央大学致教育部呈：“当即遵照指示各点，力谋改进”(48)，表明当时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都能配合国民政府的有关政策。
当然，到了战争中后期，由于中央财政紧张、通货膨胀严重等客观原因，国民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支持大学办学，积欠办学经费之事也有发生，国立大学一度只能依靠自身维持办学，师生也一度生计难以维济。国民政府未能按法定要求承担其教育职责，很大程度上，不是不作为，而是力有不逮。
(1)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8页。
(2) 吴惠龄、李壑：《北京高等教育史料》，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3) 吴惠龄、李壑：《北京高等教育史料》，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58页。
(4)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8页。
(5)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9页。
(6)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9页。
(7)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9页。
(8)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9)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0页。
(10) 李蒸：《抗战期间大学教育之方式》，《教育杂志》第28卷第9号，1938年9月10日。
(11) 梁瓯第：《战时的大学》，武汉：战时文化出版社1938年版，第89页。
(12) 谢康：《抗战时期我国大学教育改造之原则》，《革命文献》第60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4页。
(13) 车铭等：《战争烽火中诞生的西南联合大学》，惠世如主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14) 蒋梦麟：《西潮》，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15) 刘敬坤：《中央大学迁川记》，惠世如主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
(16) 刘双平：《漫话武大》，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17页。
(17) 韦卓民：《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韦卓民博士教育文化宗教论文集》，台北：灵活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80页。
(18)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的日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1页。
(20) 罗家伦：《抗战的国力与文化的整个性：之二》，《新民族》1938年第9期。
(21) 罗家伦：《抗战的国力与文化的整个性：之二》，《新民族》1938年第9期。
(22) 罗家伦：《抗战的国力与文化的整个性：之三》，《新民族》1938年第10期。
(23) 刘双平：《漫话武大》，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24) 王星拱：《武大停课问题》，《大公报》，1937年12月5日，第3版。
(25) 竺可桢在1939年3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晨，张子明以国民党入党书嘱填，余告以已经蔡先生（指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函立夫调余回院，至于入党事容考虑之，但以作大学校长即须入党实非办法也。”
(26) 《竺可桢日记》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27) 樊洪生、段异兵：《竺可桢文录》，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01页。
(28)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3页。
(29) 陈立夫：《告全国学生书》，《教育通讯》1938年第2期，第14页。
(30)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53页。
(3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45—780页。
(3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45—780页。
(3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45—780页。
(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45—780页。
(35)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2页。
(3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45—780页。
(37) 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38)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2页。
(39) 谢泳：《1949年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0期，第35页。
(40) 《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战时教育方针》，台北：1976年影印版，第227页。
(41) 《抗战时民国政府教育财政支出仅次于军费》，南方报业网：http：//www.southcn.com，2012年1月18日。
(42) 《抗日抗战胜利：战争中的留学生》，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05年8月14日。
(43) 《抗战时民国政府教育财政支出仅次于军费》，南方报业网：http：//www.southcn.com，2012年1月18日。
(44) 谢泳、智效民等著，陈远编：《逝去的大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96—97页。
(45) 王昊：《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文化选择》，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46) 《竺可桢日记》第1册，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47) 《竺可桢日记》第1册，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4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