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名西南联合大学

一个学期之后，长沙也开始面临战争的威胁1938年1月，继续西迁的工作被列入日程。20日，常委会作出“即日开始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定，要求师生3月15日前前往昆明报到。因此，1938年2月，长沙临大开始迁徙昆明。2月19日，师生在韭菜园的圣经学院召开了誓师大会，20日正式开始西迁工作。师生们经过体检和选拔，由284名学生组成了18个小队，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另有3位军官分任参谋长和大队长，随团还配有炊事员和医生；教师辅导团共有11人，黄钰生、曾昭抡、李继侗、闻一多和袁复礼组成指导委员会，由黄钰生任主席。进入4月份以后，长沙临时大学走完了西迁活动的最后一程。4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Nationa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设文、理、工、法商、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顺利抵达昆明。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3)

“湘黔滇旅行团”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校门与社会接触。出发前，学生甚至老师均不甚了解我国的西南风土人情及人文历史。学校便把许多关于西南地区的图书资料拆箱，让有兴趣的教师和学生自行翻阅学习。“湘黔滇旅行团”每10人左右编成一队，队伍由队长负责。旅行途中或宿营休息时，辅导团老师们结合当地的地理山川、民风民俗进行现场教学。钱能欣结合沿途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出版了《西南三千五百里》，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留下了翔实可靠的文字记录。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民歌、研究地方语言，李继侗介绍云南农村的情况，袁复礼则在湘黔一带讲述河流、地貌的构造和演变。同学们兴趣盎然边走边学，老师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学习和体验到了许多在课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此次旅行全程共计1750公里，行程68天。

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教育资源免遭毁灭，当时一大批优秀的教授大师、学生齐聚昆明。他们的到来以及西南联合大学的落成，为这四季如春的春城带来了生气，更可贵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带来了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西南联大的师生们透过内迁活动向世人展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史和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罕见的大迁徙，保存了经过几十年发展形成的宝贵教育资源和高等教育文脉，培养了国家经济建设和战后恢复所需的精英人才，并促进了西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得以扩散和传播，使得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封闭停滞的状态被打破。总而言之，“西南联大的内迁是在战时进行的一次大学文化和现代文明艰苦卓绝的长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