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是高校发展的关键
抗战时期的大学校长们，多自幼接受私塾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青少年时期大多数又曾负笺西行接受西方现代大学文明的熏陶。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他们拥有了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胸襟、非凡的气度和民主的精神，从而为他们掌舵抗战时期的大学奠定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与开阔的思想境界。
（一） 中西融合，思想开阔
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作为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意义非凡的一项举措，各大学校长表现出的谋略、胸襟和气度堪称精湛。首先，在内迁地点选择上，校长们都发挥各自的智慧谋略，结合各校实际情形进行计划。如罗家伦的“未雨绸缪”使得国立中央大学成为迁校最早、复课最快、保存最完整的大学之一；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辗转西迁至贵州湄潭，结合“天时”“地利”与“人和”，将浙大办成了“东方剑桥”；萨本栋“因地制宜”地扬长避短，将厦大搬到了距离不远又相对安全的长汀。其次，西南联大作为战时组建的联合大学，获得“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6)，且“一联即合”与“一联到底”，与同为合并办学但持续时间较短的西北联大形成鲜明对比，这与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先生心怀教育救国理念、开眼西方看世界、学贯中西、思想开阔密切相关。其间，张伯苓的“你就戴（代）我的表”，梅贻琦“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7)，都是三位常委相互信任、合作无间的直接表现。三位常委之间的精诚合作奠定了联大发展的内在根基。同时，这些国立大学的发展，不论是西南联大的“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国立中大的“鸡犬不留”与“沙坪学灯”，国立浙大的“文军长征”与“东方剑桥”，还是国立厦大的“小后方”，都凝聚了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罗家伦、竺可桢、萨本栋等这些大学校长的心血与智慧。
（二） 立志报国，奉献教育
萨义德曾言：“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与现实世界中的苦难和危机发生任何关联，有智慧而无痛苦，势必蜕变为一般学者和文人。”(8)除了具备中西融合的文化背景，开阔的思想和胸怀，抗战时期的深重国难加深了这些大学校长们的爱国之心。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教育救国、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也正是这种对大学使命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赋予了他们人格展现的时代主题。
梅贻琦在1940年“为母校服务25周年公祝会”上，将清华喻为一条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的船，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则必不应退却，而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梅先生对其自己的要求即是如此。
罗家伦作为曾执掌清华和中大两校的校长，先后发表了《亡国的教育现状》《教育的理想与实际》《民族与教育》《从树立学风到树立政风》《抗战的国力与文化的整个性》等系列文章，阐述他对中国教育的基本认识。他一直以“建设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等国立大学中的一流的大学作为他大学建设的目标”(9)，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不但对于中国学术有种贡献，而且可以学术影响社会和民族的将来”的人(10)。
任鸿隽是杰出的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者，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前，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主管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然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认为“内地鄙塞之乡，其有待于吾人之努力，必且较大都市之文化事业十百倍之”(11)。于是他毅然辞去原有职务，前往成都赴任川大校长，立志振兴内地教育。王星拱于1933年至1945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12年，其间总穿长袍。学生问他，长袍往往配马褂，为何校长只穿长袍不穿马褂。王星拱的回答是：“马褂带有封建官阶之意，过去帝王赐与黄马褂就是一种官职，我是搞教育的，不是来做官的，我只穿长袍。”(12)王世杰自1929年至1933年曾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他虽位居国民党政府的高官要职，在抗战时期大学内迁、国共和谈与合作等方面均有较大贡献，但王世杰在台北临终时，嘱咐儿孙在他的墓碑上只刻上“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之墓”。(13)(https://www.daowen.com)
（三） 捍卫学术，定位明确
蒋梦麟曾言，他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14)因此，蒋梦麟不仅上承蔡元培的理念，又有自己的发挥。根据1931年《大学组织法》，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从而革新了当时北大自由自治风气带来“纪律弛，群治弛”的问题，提出“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虽然他将学术与事务分开，层层分工，各司其职，校长权限有所扩大，但校长治校的本质仍是民主治校。虽因为“校长治校”的提法一度遭到质疑，也如其晚年所忆，自谦是个“万金油”的角色：“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但总是博而不专……”(15)
梅贻琦的“吾从众”“王帽”的说法更深入人心。他认为，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员给教授搬凳子椅子的人，如同京剧中的“王帽”一角，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煞有介事，但并不是非常重要之人，因为好戏并不是由他唱的，只不过是运气好了一些，搭在了一个好的班子里而已。别人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也觉得与有荣焉。黄延复曾将梅贻琦与蔡元培做比，认为比起蔡元培，无论是辈分、声望、社会地位、个人经历等方面，梅贻琦确都有逊于蔡元培之处。但在强调环境的教育、课堂纪律和教师的榜样作用等方面，甚至可以说，梅贻琦的治校方略和育才效果，都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16)冯友兰《在梅贻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深深表达了清华人对老校长的敬爱：“作为清华长期的领导人，梅先生将与清华共垂不朽！”(17)
罗家伦在北伐期间曾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因而深得蒋的信任和赏识；又与教育部长朱家晔、王世杰私人关系良好，常有若干人事上的麻烦或规章上的牵制，朱家晔总是支持他，还常对人说：“我逼志希担任中大校长，苦了志希，救了中大。”(18)
而罗家伦本人，一方面努力保持与上层良好的关系，一方面全心治理学校发展学术，提出“民族有机文化”的理念，找到了中大的立足点，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尽力保持了相对平衡。在中大聘用教师方面，从来不徇私情和关系，坚持以学术为用人之唯一标准，即使得罪了人也是不管的。
虽然中国近代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很快便能与西方大学接轨。主要原因就是近代办大学的人，很能将西方大学先进的管理方法“拿来”，即为我所用，如“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方式，选修制、导师制的教学管理手段，演讲讲座和各种社团活动的盛行，等等。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不仅持教育救国、奉献教育、捍卫学术之理念，也通过制度将这些理念落到实处，不仅以一人之力，更是依靠群策群力，践行着校长与制度同样重要的大学治理理念。
（四） 大学校长的人格魅力
教育学家肖川在《办好学校的策略》一书的序言中曾言：“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精神领袖，其次才是行政领导。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其卓越的个人影响力自发形成的，这种影响力来自人格魅力。”(19)抗战时期大学校长人格魅力的彰显，可以说照亮了艰苦环境下的大学发展，他们用个人能力“导航”了整个国家和民族高等教育的振兴。
拿梅贻琦校长来说，清华人对于梅校长的敬仰，如一位校友所言：“清华人对梅先生孺慕情深，像听戏的人对梅兰芳一样入迷，我们却是另一种梅迷。”(20)梅贻琦一生廉洁自律，克己奉公。联大时期，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都没有领导的份，梅夫人为了补贴家用只好外出打工。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梅贻琦去了美国，生活非常艰难。直到晚年病重也未立遗嘱，但直至梅先生去世后，病床下的一个皮包里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21)
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而不在于使人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贻琦校长的品性中深深具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他把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他的儿子打发到远征军去。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他尤其爱青年，所以在每次学潮中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青年的安全……(22)
这一段话语虽说是后人对梅贻琦校长人格与德操的一种赞美，也可视为是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们人格力量一种共性的真实写照。
被后人称为北大“舵手”(23)和自称北大“功狗”(24)的蒋梦麟，是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傅斯年有这样的评论：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都高明。对此，蒋梦麟是认可的。为了不至于引起误会，他还补充了一句玩笑话：“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25)
1935年蒋梦麟曾以北大校长的名义领衔发表宣言，反对日军的政治阴谋，因而一度遭到日军的威胁和挟持，他不仅镇定自若，毫无畏惧，还与日本武官斗智斗勇。罗家伦评价说：“蒋梦麟先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单骑见回纥的精神。”(26)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曹聚仁与好友聊天时也说自己最敬佩的同时代人是蒋梦麟，强调其面对日军时“这男子汉的气度，并非胡适、鲁迅诸氏所能及的”(27)。
罗家伦曾是国立清华和中央大学两校的校长，沧浪云曾用“治校从政两喟然”来评价罗家伦从教从政的落寞与悲伤。(28)但不可磨灭的是，罗家伦的大学理念与实践深深地镌刻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他主掌清华后，大刀阔斧，厉行改革，使清华驶向了综合性大学发展的轨道；掌舵中大后，更加鞠躬尽瘁，十年耕耘，创造了那个时代国立大学发展的“神话”。在南京，罗家伦欲将中大构建为容纳万名学生的首都大学，终因战争成了“玫瑰色的甜梦”，但他的建立民族有机文化、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高瞻远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竺可桢被苏步青称为“伟大的大学校长”，也被人誉为“蔡元培以后最杰出和最成功的大学校长”(29)。他廉洁奉公，为浙大发展奔波劳累，甚至未能及时照顾患病的妻子和儿子。他爱护学生，对参加学潮的学生给予庇护，以致时任浙江省省长沈鸿烈怒骂浙大是“中共租界”。(30)他始终以大学应是“海上灯塔”“社会之光”来要求自己，确立浙大的“求是”精神与校训，千古流芳。苏步青说：“凡是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谭其骏说：“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31)竺校长的鞠躬尽瘁，被浙大学人褒称为“浙大保姆”。
抗战时期的大学发展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三点启示：
第一，对于现今大学校长尤其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校长遴选标准的参考。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学贯中西、思想开阔，胸怀教育救国之决心，不仅捍卫学术自由，具有准确的服务者定位，更具备闪亮的人格魅力。这些学科知识背景、个性品格修养、办学思想理念都可以为遴选校长提供借鉴。
第二，大学的发展是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与政府和社会其他组织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宽松的政策环境与合理的社会距离是大学取得创新和进步的必要条件。给予大学校长和大学一定的自治权力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三，大学精神与文化的传承是大学以及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见证。不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大学以其不变的学术属性与创新精神，代表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因此，以大学精神文化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进步也是大学、是大学校长治校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中国近代大学教育起步虽晚，但正如一些有识者所指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起点并不低。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固有的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近代大学和校长所特有的办学精神。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代，大学校长以自己的治校理念、学术态度、家国责任和人格力量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成构建了雏形。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温厚的人格魅力，如对梅贻琦“另一种梅迷”的追随，如自谦为“北大功狗”却为北大发展奠定基础的蒋梦麟，如被称为“浙大保姆”为浙大发展鞠躬尽瘁的竺可桢，如中央大学内迁“鸡犬不留”的缔造者罗家伦，如被陈毅市长称为“一代完人”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值得当今的大学校长和管理者们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