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1932年9月1日，罗家伦在给行政院的报告中称：“家伦潜思默察，认为办理中央大学，应以形成有机的民族文化为理想，使国立大学与民族生存发生密切不可分解之关系。”(31)这是其首次提出办中央大学应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9月中旬，他在中央大学毕业同学会上演讲时，再次提出“提高学术创新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

中国今日之危机，不仅是政治社会之窳败，其最要者，乃在缺乏一种有机的民族文化，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而民族文化之寄托，当然以国立大学为重要。……国立大学必须担负造成民族文化之使命，为民族求生存，使国家学术得以永久发展，使民族精神得充分振发。此种使命，中央大学当然须担负起来。(32)

10月17日，在任职中央大学第一次全校大会——“总理纪念周”上，罗家伦发表长篇演说——《中央大学之使命》，对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说明。他强调：

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使命，然后办理大学才有意义。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33)

罗家伦曾经指出，中国以往的教育方针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抄了旁人的现成制度和方法，就整个儿抛弃自家固有的制度和特点”，而且“不只是制度上的抄袭，就是在思想上也是抄袭他人的”(34)。抄袭的结果是“抄袭人家的愈多，愈觉得杂乱无章，弄得全国的教育，成了一个大混乱的状态”(35)。而“要建设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先明白国家和民族的特殊环境与特殊需要，明白他的特殊的历史背景”(36)。“教育政策与制度，是要观察中国民族实际情形，国际现势，与历史的演化而确定的。完全是自己民族的产物，不是人家的东西；是创造的，而不是抄袭的。”(37)在他眼里，造成当时中国之危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一种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来振奋民族精神，而承担这一重大使命的应当是国立大学尤其是国立中央大学。

我们愿意中央大学作抗日战争的参谋部，而不愿意作抗日的宣传大队，因为后者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事，而前者是国立大学应担负的使命。(38)(https://www.daowen.com)

罗家伦对“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定义是，必须大家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必须使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在这个共同的意识之下，互相协调。(39)至于如何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提出了3点：

第一，要树立学术“整个性”之观念。“学术是人类文化最高的造诣，文化是多方面的，也是整个的。所以学术为研究便利起见，不妨分门别类，以求专精；为适应时代需要起见，也不妨略分缓急，以符需要。但是学术终究是整个的，必须同时并进，才能相得益彰。”(40)

第二，要注重大学的课程设置。“今后大学的课程设置应当分别认清学术的本体和环境的需要，使课程的组织成为精密系统的有机体，务必使大学教育与民族生存发生紧密联系。”(41)

第三，要使每一个民族成员在学问上、道德上一致努力。“使本身臻于健全，以担负各部门的工作，并且谋彼此的配合与协调，使整个国家民族成为一个有机体……我们今后的教育便以造成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目的，亦即我们今后教育的重心所在。”(42)

罗家伦眼里的“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是关于大学使命的问题，即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学风，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从而以大学文化带动社会文化。也就是“进步的文化”的确切含义：“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决不能确立一个中心而凝结焉，所以我特别提出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本大学的使命而热烈诚恳的希望大家为民族生存前途而努力。”(43)罗家伦认为：“中国的出路在现代化。我们建国要建立现代的国家，这是不移不易的真理。但是要建立现代的国家，必须国人有现代的观念。二十年来我不断向着这个方面努力。”他的“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理论，反映出国立大学的双重使命：既要承担引进西方科技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也要担负起民族文化认同的重任。罗家伦明确主张以民族为本位的教育宗旨，切合了中国当时抗日救亡的现实需要，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从某种角度来说，罗家伦是以一个政治家的风格来办理中央大学，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论政治家的决定性的三大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44)。虽然他的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观过分夸大了学术和教育的作用，但从实践上看，正是罗家伦完成了中央大学的中央化，如其所言：“我常勉励中大同学，做人处世，必持一种‘泱泱大风’的气度。我认为如此，才是‘中央’的气度。”(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