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朴雄伟”新学风

广义上的大学文化包括大学精神、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46)其中，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灵魂，它是大学文化主体长期实践，经过历史的积淀、选择、凝练、发展而成，高度成熟并为大学成员一致认同的深层次的主体文化。独具特色的大学精神逐步凝练成学校独有的风格、气质与传统，成为一所大学的社会品格——鲁迅先生称之为“校格”。(47)大学之所以为大学，首先在于精神层面上，大学代表了一种精神的存在，是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殿堂。雅斯贝尔斯曾将“生命的精神交往”作为大学的基本任务，哈佛大学的“以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捍卫学术自由”、芝加哥大学的“崇尚求实”等，都显示了各所大学的品格与特色。中华民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与大学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程度有关，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振兴的意义则更加重大。而大学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大学精神的确定与弘扬。其建构意义不仅体现在大学精神是对内创设积极向上的大学氛围，从而影响广大师生的价值选择、人格塑造、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和道德情感；同时，对外表现为大学整体层面的价值选择、理想追求与精神风貌，从而引领社会文化方向。

校训是大学精神的核心体现。校训是反映大学理想和人才培养目标的一种训诫，体现了大学对学生的一种期望和要求。校训表达了各个大学的办学思想和精神追求，体现出各自的校园文化特色，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精神、规范行为、指导办学的重要作用。校训也是最能直接体现大学理念的一种方式，是大学精神的具体化。同校训一样发挥凝聚作用、表达大学精神的还有校歌、校徽等体现学校精神的不同载体。仅以抗战时期著名的几所国立大学校训为例：老北大校训“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循世界各大学通例”并“食而化之”的结果；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大传》；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源自《礼记》和《诗经》的思想；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为训，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了西南联大的时代特征和人格风骨；中央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其中的“诚”出自《孟子》之“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浙江大学的“求是”，出自《汉书》，即“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国立大学的精神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源自西方，其真正源头还是根植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积淀中。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精神与校训来源于当时那批中西兼通、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大学校长和学人们对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相比联大的“刚毅坚卓”，中央大学的校训显得更为具体。罗家伦掌舵中大提出的“六字方略”和“四字校训”广为流传。

“六字方略”即“安定、充实、发展”，是罗家伦为中大发展制定的3个时期的规划：

第一个时期为安定时期，必须安定而后可以养成学术之风尚，而后可于安定中求进步；第二个时期为充实时期，力求人才之集中，与设备之增进；第三个时期为发展时期，按预定之计划为大规模之建设，使其成为近代之大学。(48)(https://www.daowen.com)

罗家伦在1941年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前的演讲中，回忆说：“回想我来中大之时，正值一大紊乱时期。所以我当时宣布治校方针，计分‘安定’‘充实’‘发展’三个时期。我心里打算，每个时期约三年。”(49)为完成“六字方略”之使命，又积极倡导“四字校训”。罗家伦解释：“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作无目的的散漫动作，坚定地守着认定的目标走去；“朴”即质朴和朴实，力避纤巧浮华，反对拿学问做门面；“雄”即大雄无畏，有雄厚之气魄，以改变中华民族自南宋以来的柔弱萎靡的颓风；“伟”即伟大崇高，力避门户之见。1937年，他亲自作词校歌：

国学堂堂，名士跄跄，励学敦行，斯付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进取、发扬，担负此责任在双肩上。

南京大学目前的校歌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的校歌，由当时的校长江谦作词、由有“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第一人”之称的李叔同谱曲，是南大历史上最老的校歌。由罗家伦校长作词、唐学咏谱曲的中大校歌壮阔澎湃，是南大诚朴雄伟的精神气魄的忠实记录，也是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精神回响。罗家伦校长对中大学子的期待，对中大发展的期许，正如校歌歌词所言：励学敦行以文化抗战，诚朴雄伟为民族复兴，中央大学应以成为世界属望的一流大学，中大学子应以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