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与民族生存紧密联系
“非对症下药提倡实际问题之研究与解决不可”(50)，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主张要对全国人才之需要、学术技能之训练及其支配之用途做统筹规划，而这个规划必须顾及国家、社会的需要，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需要严重脱节的弊病，也能有效地解决青年学生失业的问题。这样，就必须注重大学的课程设置，“今后大学的课程设置应当分别认清学术的本体和环境的需要，使课程的组织成为精密系统的有机体，务必使大学教育与民族生存发生紧密联系”(51)。罗家伦的这种构想，虽然由于战时经济拮据、人力物力都十分匮乏而难以真正实现，但他却是既着眼于当前的当日救亡，又注意到了战后国家复兴的实际需要。
罗家伦还重视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趋势，整理中大原有的学系和增添新的学系，以完备中大的学科体系及课程设置。如鉴于国难深重，而国内航空事业近于空白，他力邀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的罗荣安回国，来中大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培养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于1938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中大还先后恢复或添设了心理学系、化学工程组和畜牧兽医专修科等。(52)1938年还将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同时在该院增设了国文、英语、史地、公民教育等7个系。至1941年罗家伦离校时，中央大学设有7个学院（文、理、法、工、农、医、师范），1个研究院，56个系科，9个研究部，1个专科学校，1个附属中学，以及医院、农场、工厂等一系列下属单位。(53)由于学科设置的基本取向比较贴近国计民生的实际需求，因而至1941年中期在校大学生数和全校开设的课程种类分别由抗战开始时的1072人和524种增长到3153人和829种。(54)
中大的继任校长顾毓琇任职时间虽仅有一年，但在中央大学厉行革新，推行工程教育，有力地推进了大学发展与服务社会的同频共振。他不仅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为工科研究所开设了“交通电网分析课”，为电机工程系开设了“电工教学”课，还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增设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法科研究所法律学部，师范科研究所教育学部，增设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及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学部，农科研究所增设畜牧兽医医学部，理科研究所增设化学工程组及农业化学组，鉴于“国内通晓俄国语文人才甚为缺乏”，增设俄文专修科一班。(55)与此同时，他还大刀阔斧地对有关系科进行削减合并，从而大大节省了人力和物力。到了1945年，中大拥有文、理、法、师范、工、农、医7个学院，43个系科，23个研究所；拥有教授236人，副教授54人，人数远远超过当时的西南联大。正因如此，当时，大后方各国立中学和一些著名学校的高中应届毕业生，第一志愿报考中央大学的考生占到考生总数的一半以上。(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