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央大学的内迁与改革
国立中央大学源自1902年筹建的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11年停办。1914年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原址重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15年开学。1921年，在近代著名教育家郭秉文的倡导下，以南高师为基础组建国立东南大学，成为当时国内仅有的两所综合性国立大学之一。1927年与江苏省境内8所专科以上学校合组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江苏大学，同年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后，在校长罗家伦的主持下，迁址四川重庆、成都等地继续办学，称为重庆中央大学。1946年东还南京，11月1日，复员后的中央大学在南京开学，设有理、工、医、农、文、法、师范7个学院，43个系科，26个研究所。1949年南京解放后，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次年定名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中，原南京大学调整出部分院系与创办于1888年的金陵大学等校合并，携原中央大学档案迁址原金陵大学鼓楼校址；调整出的其他院系相继独立发展成为现在的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江南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
国立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其规模之大、学科之全、教授阵容之强，均居全国各大学之首。1942年和1943年教育部两次遴选出的45名部聘教授中，有13位来自中央大学。全面抗战初期全国大学名校联考的统一招生中，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
1937年内迁重庆等地，至1946年复校南京，这九年无疑成为国立中央大学办学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回溯这段历史无法不提及时任校长罗家伦。他在中央大学经历易长风潮之际，于1932年8月26日受命就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之职，易长风波遂告平息。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的意义，用“掌中央大学之舵”来形容绝不为过。
他在就任初期，就对中央大学的发展表明自己的见解，并多次在理念和实践中予以推进。他认为中央大学的定位在于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参谋本部。故欲完成中央大学之使命，必循“安定、充实、发展”3个时期推进。他通过延聘名师、扩充学科、调整设置、改善办学条件等措施为中央大学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随之，罗家伦校长提出“万人大学”和“首都大学”的建设规划。1934年，他认为恰逢中大发展的好时机，另辟中华门外约七公里处的石子岗一带8000亩土地为中央大学新校址，预计于1938年秋落成，但由于日军侵华而终止，这也成了他的“玫瑰色的甜梦”，故而留下希望“于抗战胜利以后，每个爱护中大的人，是一定要把它实现的”的文化遗嘱。如今高等教育扩招与大学城的建设，也能体现出罗家伦校长看待大学发展的前瞻性与判断力。
作为参加“庐山谈话”，收悉消息较早的大学校长，罗家伦返校后立即督工赶制大小木箱，为迁校做准备，同时着手迁校地点的考量，最终选择较为安全且轮船可以直达的四川重庆为新校址。选定之后，一方面先行派人前往重庆松林坡营建新校，另一方面有序组织中大师生及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的转移，一举西迁，成为当时复课最早的国立大学，还涌现出王酉亭为代表的带领“动物大军”西迁重庆、创造中大“鸡犬不留”奇迹的苏武式人物。重庆办学期间，以中大为首的各类学校的学生们，在夜晚的读书灯光——“沙坪学灯”，成为当时有名的“陪都八景”之一。
当然，罗家伦的远见卓识还表现在他对高等教育功能定位和大学精神的见解中。主持中央大学之初，他将中大的目标设定为普法战争前的德国柏林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多次强调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因而大学参与抗战的最佳方式就是立足本校，办好大学，发展学术，实行文化抗战。继而，他在“全面抗战论”的基础上，在《中央大学之使命》中对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阐释。中大抗战时期办学的“六字方略”（安定、充实、发展）和“四字校训”（诚、朴、雄、伟）均来自校长罗家伦的精准判断，“诚朴雄伟”至今仍作为南京大学校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南大人所铭记。
本章通过教育叙事的形式，将罗家伦执掌中大的这段时期进行解读，以时间为序，分别通过“玫瑰色的甜梦”首都大学迁至陪都重庆、动物西迁与沙坪学灯、罗家伦的文化抗战记、“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