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申改国立，奋力谋求生存与发展
办学经费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对于私立大学尤是如此。民国时期，国人自办大学的教育经费主要依靠学生学费、个人投资和社会捐赠。抗战期间，国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财产损失惨重，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几乎断绝，国家对于私立大学的资助则是杯水车薪。为求得生存，不少私立大学先后向国民政府递交了改为国立大学的申请。早在1927年，同济大学即改为国立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先后成功改为国立大学，大夏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光华大学、中国大学等私立大学也曾递交改国立申请，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被批准。
（一） 厦门大学申改国立，搬迁闽西
私立厦门大学由爱国华侨商人陈嘉庚创办于1921年，成立以后其办学经费基本依靠陈嘉庚的资助。然而1924年、1927年爆发的两次学潮给厦大发展造成了很大冲击，不少师生出走，内部矛盾频发。1929年开始，陈氏家族的生意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能给予厦大的捐赠越来越少，厦大陷入经济困境。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夕，陈嘉庚的企业被迫收盘，对于厦大他深感遗憾，“厦集二校虽可维持现状，然无进展希望，而诸项添置亦付缺如，未免误及青年。若政府肯接受厦大，余得专力集美，岂不两俱有益”。于是他写信给教育部和福建省政府，提出自愿无条件将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很快，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复同意，并任命萨本栋为校长接收学校。
萨本栋（1902—1949），字亚栋，福建闽侯人，蒙古族。先前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后赴美修习机电工程和物理学，获斯坦福大学工学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学位。1928年载誉回国，应叶企孙邀请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原本计划在专业领域深入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工作的萨本栋，在被委任厦门大学校长时，叹于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无私奉献的精神，出于对家乡福建的挂怀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关心，毅然接受委任。
1937年7月6日，萨本栋受命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翌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民族危急关头，萨本栋尽快整装南下，接收厦门大学的校务、校产。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东南沿海地区面临日军炮火威胁。9月初日军的军舰就开始炮击厦门。形势危急，萨本栋校长组织将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迅速装箱，以防万一。为保全校师生安全，他果断决定将厦大暂时迁往鼓浪屿，在闽南职业学校和华英中学借得部分场地和校舍，维持短时的教学活动。10月，经与政府有关方面商定，萨本栋校长决定组织厦大内迁闽粤赣交界处的山城长汀。12月20日，全校停课，在他的精心筹划和指挥下，开始有步骤、有秩序、分批次地搬迁。由于前期准备充分、师生上下齐心协力，不足一月厦大搬迁任务便顺利完成。
长汀地处偏僻山区，条件简陋、环境艰苦。萨本栋校长即是在此开始了他与国立厦门大学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八年不解之缘。迁校之初，无校舍、无经费、无充分师资，百事待举。(4)萨校长迎难而上、精心擘画，在长汀竭力克服教学设施设备短缺困难、保证基本教学，延聘知名教授、扩充师资队伍，调整院系设置、增强办学实力，完善治理体系、提升工作效率，发扬勤俭作风、同师生患难与共。
首先是添置教学设施，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初到长汀，最迫切需要完善的是基础教学设施。萨校长将当地政府分拨资助的公共房屋进行修缮调整，并尽可能多地向群众租借房屋场地：租用长汀饭店和附近民房为教职员宿舍；借用专员公署，修整文庙祠堂为图书馆、实验室；在北山之麓等处建设新校舍，挖修防空洞，满足了战时教学工作所需基本条件。(5)由于迁校之前准备充分，厦大的图书资料保存较为完备，但由于抗战时期社会动荡又地处偏僻山区，最新的书刊杂志难以供应，萨校长设法从英、法、美等地订购书刊，“各种设备，凡最低限度之必需者，皆足敷应用名，尤以120余种之西方杂志，始终能源源寄到，供诸位师生参考浏览，此恐为内地任何大学所不及”(6)。当时的长汀还无电灯，晚上一片漆黑，光晕如豆的青油灯完全无法满足广大师生工作、学习的需要。萨校长凭借自己电机工程的专业知识，因陋就简，和学校的工科助教、仪器管理员一起将学校分配给他的专用小汽车上的发动机拆下，改装成照明发动机，并指挥铺设电路、安装电灯，为全校提供了照明用电。如此这般，教学设施逐步添置，全校教学秩序恢复正常。
其次是多方招揽名师，壮大师资队伍。迁汀之后，由于地处偏僻，发展落后，加上教师的待遇低，师资匮乏成为厦大的一大难题。萨本栋校长为此煞费苦心，“从他到厦大的第一天起，就想方设法延聘名师来校执教以充实教师队伍”(7)。他曾致信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请其协助充实师资，多次向自己的老师、同学和朋友求援，亲自拜访知名学者教授。抗战时期被其延聘的教授有李宗池、刘汝强、肖传信、黄开禄、傅鹰、卢嘉锡、朱家忻、高梦能、叶明升、黄文炜、张煦、杜佐周、谢玉铭、汪德耀、李笠、王敬立、陈德恒、林镕、李琼池、施蛰存、吴士栋、冯定璋、朱宝训、谷霁光等几十人。这批学者、教授使得厦大的教学质量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有了保障，对学校规模的扩大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再次是调整院系设置，提升办学实力。长汀期间，为满足国家抗战和自身发展需要，厦大增设、扩充或撤销了一些院系，系科设置逐渐合理。1937年改国立大学之初，法律系奉命撤销，后法商学院改为商学院，下设经济、商业二系。为满足战时国家对土木建筑、机械、电机、航空等方面人才的需要，萨本栋校长四处奔波，先后于1937年创办土木工程系，归属理学院。1940年增办机电工程系，将理学院扩充为理工学院。1944年筹办航空工程系、水产研究室（由理工学院院长汪德耀负责筹办）。1940年夏，福建大学法学院并入厦门大学。1941年厦大20周年校庆时，学校已下设四学院，分别为文学院、理工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合计13个系。私立厦大时期以文、理两科为主，战时厦大增加工、商两科后，学科设置日臻完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还包括完善内部治理，提升工作效率。接管厦门大学以后，萨本栋校长依照《大学组织法》对校内行政管理体系进行了调整，校长之下设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原决策机构校董会被撤销，代之以校务会议制度。萨校长效仿母校清华大学，推行“教授治校”，学校的许多常设委员会，如招生委员会、奖学金及免费生审查委员会、保管款审核委员会、战区学生贷金委员会、校舍建筑委员会、日用品委员会、集会典礼委员会、学生用书划购委员会等等，委员都是从教职员中评定。为确保学校各项事务能及时有效落实，部门办事能够通力合作、有章可循，萨校长组织制定了《国立厦门大学章程》《国立厦门大学教务通则》《国立厦门大学训导纲要》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并以身示范，带头严格执行。萨校长改革后的厦大，决策注重发扬民主，行政机构得以精简、工作效率得以提升，内部治理日渐规范。
同时又力倡勤俭，共克时艰。抗战时期，物价飞涨，教师待遇实则骤降，许多学生交不起学费，学校办学经费难以及时足额到账，全校师生的生活较为困苦。萨校长倡导师生发扬勤俭朴素的作风，勉励学生“自奉应节约，工作应紧张，但不可伤及营养或害及卫生”，并为贫寒学生四处筹谋，“萨校长对于大时代的儿女，那些穷苦的学生，除了维持过去巨额的公费补助外，还无时无刻不在设法取得更多的外助和同情”(8)。在国家经费未按时下拨、教师工资不能及时发放的情况下，萨校长决定按薪金数量分成给教职员预支薪水，教授和职员们至少可按六成支取，但要求“校长薪俸按三成五支取”。萨校长身先士卒，克己奉公。在他的带领下，厦大师生安于困苦，团结奋斗，共赴时艰，专注教学和科研，学术氛围十分浓烈。
在萨本栋校长的苦心经营下，厦门大学学科完备，师资力量雄厚，学生学业成绩不断提高，毕业生得到各界好评，学校总体实力大大提升。作为抗战时期我国东南地区唯一高等学府，“名震一时，载誉海内外”，被美国地质地理学家葛德石氏称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大学”(9)。(https://www.daowen.com)
（二） 复旦、大夏的合离与发展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以后，教育部指令上海高校“于其辖境内或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尽量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部分高校申请内迁，部分则搬入西方租界内。1937年9月，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四所私立大学联合呈请教育部，希望组成联合大学迁移内地，教育部批准迁移。后由于迁移经费问题，大同大学、光华大学相继退出联大。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遂遵教育部令组成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内迁。联大一部以复旦大学为主体，迁往江西庐山，联大二部以大夏大学为主体，前往贵州贵阳。11月，联大一部借庐山牯岭部分场地复课。12月首都南京沦陷，庐山告急，联大一部决定溯江西上经重庆赴贵阳与联大二部合并。12月底抵达重庆时，闻悉贵阳校舍无着落，校方决定留渝办学，随后联大一部“在重庆北碚选定永久校址，征地建校，拓荒创业”。1938年2月，联合大学在贵阳召开联席会议，鉴于两部异地办学，虽有联大之名，实为各自独立的学校，决定解体联大、恢复迁校之前原有校名——重庆部复名复旦大学，贵阳部复名大夏大学。
1938年春，因种种原因未能西迁、滞留上海的复旦师生多次向老校长李登辉求助，希望能够复课学习。在校友帮助下，李登辉校长与留沪教师租借英国租界场地成功复课，并于3月以“复旦大学沪校”向教育部呈文备案。后吴南轩赴沪，经商议将复旦大学沪校改称“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1939年9月，大夏大学少量在沪不能随迁的师生也于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重华新村设立大夏大学沪校。
初迁重庆北碚的私立复旦大学，立足夏坝复校。然而由于迁校运动耗费了大量资金，随校迁徙的学生也几乎无力承担学费，新建校舍、教师薪资、学生生活补助及日常教学都需要大笔经费，学校经济陷入窘境。尽管校方领导层四处奔走求援，终也无济于事。为免学校走向绝境，1938年4月起，渝校副校长吴南轩、校董于右任等人多次商议谋求复旦改为国立，但因沪校李登辉校长、校董等人顾忌改国立后发展受到制约，而后政府补助金又增加至15万元，改国立之事便暂且搁置。不久，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复旦改国立之事再起。1941年11月底，渝校校董商议同意申请改为国立，后获教育部批准。1942年1月起私立复旦大学正式改为国立。改为国立后的复旦大学脱离经济窘境，延揽名师，专注教学与科研，发展势头渐好。在吴南轩（1942年1月至1943年1月在任）、章益（1943年2月至1949年5月在任）两任校长的领导下，复旦的院系由1937年迁校前文、理、法、商4个学院17个系科发展成1946年东返时文、理、农、法、商5个学院27个系科(10)，学校规模有所扩大，办学水平亦有所提升。
1942年复旦改为国立以后，沪校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因战争形势恶劣一度停办，不久又得以复课。在李登辉校长的领导下，复旦坚持“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的“三不”原则，艰难办学，直至抗战胜利。(11)汪伪政权曾试图将留沪的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组成私立联合大学，复旦大学依照“三不”原则表示坚决抵制，“内部组织行政深愿不受干涉”，“倘不获当局谅解，无殊完全令其停办”，其他大学亦联合抵制，最终汪伪私立联合大学设想不了了之。
大夏大学最初是由出走厦门大学的部分师生于1924年，在国民党元老王伯群的资助下在上海创办的。大夏大学，意指光大华夏，并有源出厦大之意。王伯群利用其深厚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邀请多名政商界人士组成大夏大学董事会，并由自己担任校董会会长。在王伯群的支持下，大夏大学发展迅速，影响日巨，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淞沪战争爆发后，大夏大学主体作为复旦大夏联合大学二部迁往贵州贵阳。至贵阳以后，大夏大学面临同复旦大学一样的窘境——经济困难与日俱增，校内申改国立之意渐起。1939年1月，大夏大学正式向教育部递交申请，希望在保留校名的基础上改为国立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因经费短缺，许多私立、省立大学申请改国立，掀起抗战后高校申改国立的小高潮。教育部对大夏大学的申请未给予及时回复。鉴于贵州省政府呈请设立国立贵州大学，出于对全国教育通盘规划的考量，3月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以大夏大学更名国立贵州大学为条件同意改立申请。“私立大学创办筚路蓝缕，至为艰难，对师生而言，校名不仅是简单的名号，更代表着品牌、传承与学统，维系着万千校友的情感，师生普遍对‘名’非常重视”(12)，大夏师生和校友听闻此消息，完全无法接受更名条件，表示强烈抗议。6月，大夏重提改国立事宜，并就校名做出妥协，贵州和上海两部都改国立但保留校名，或贵州部分改国立、上海部分维持私立且由教育部资助开办经费。这次改国立申请因陈立夫未兑现对上海分校师生的资助再次流产。1940年6月，经济危机迫使大夏校方放弃所有条件，由王伯群校长再次致函陈立夫改为国立，而陈立夫予以坚决拒绝。1942年，大夏校方动用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的力量，经由行政院会议直接提交“拟私立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整顿办法请核实由”案，行政院通过提案，要求以大夏大学为基础，并入贵州工学院，改成拥有文学、理学、法学、商学、农学、工学6院至为完备的国立贵州大学。然而，大夏的师生、部分校董校友闻讯之后并不买账，各地校友对更名之事亦坚决抵制。王伯群校长不得不安抚师生和校友，并再次动用政治力量与政府当局进行协商。最后大夏大学得以保留私立身份，并获得每年72万余元的经费补助。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就此结束。
大夏大学虽因经费问题几经波折，但在校方当局的多方奔走求助下，多次渡过了危机。学校的发展趋于稳定，学院系科、学生规模都有所发展。沦陷区内的沪校师生尽管处在日敌的威胁之下，但仍能“不读日文，与南京伪政权无丝毫瓜葛”(13)，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持独立。
1944年11月，随着战火的蔓延，日军逼近贵州，贵阳危急。大夏大学不得不组织二次迁移，尚卧病在床的王伯群校长惊闻敌军临近，不顾病体，“一面安排提前考试放假，一面打算将大夏迁到川黔边境的赤水”，然而心力交瘁，于12月病故。为维持学校大局，校董会推欧元怀为校长主持迁校赤水。迁校车辆计十余辆，取道茅台，历时3个月终抵赤水。大夏得到赤水各界人士的支持，以文昌宫大庙为校本部，借赤水中学、博文中学等校部分场地作为校舍，短暂休整之后便正式上课。
经过抗战期间的惨淡经营，私立大夏大学院系几经调整，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至1946年回迁上海前，拥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4个学院计11个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