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对战时高等教育方针的认识
虽然各位大学校长在办学理念上各有侧重，但在战时高等教育方针的认识上基本趋同。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提出：
在抗战时期，各种国家及社会事业，都要经受相当的变迁，教育自然不是例外。然而教育有教育的本身任务，尤其是大学教育。其任务为专门人才之养成，专门人才之养成，也是抗战中之不可缺乏的工作。(16)
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更加担忧：国家把这些青年“培养到大学程度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而且全国的人口中，大学生仅占万分之一。他们若都在战场上被屠杀，那么战后国家的精神生活中势将出现严重的缺口”(17)。
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则直截了当地说：“现代战争是参战国整个民族知识的比赛和科学的测验，大学的使命是高深学问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纵在战时，仍不能完全抛弃其责任，否则不妨直截了当改为军事学校。”(18)
胡适在庐山谈论会上向蒋介石直接提出：“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教育，是常态的教育。”(19)
中大校长罗家伦认为教育的眼光应放长远些，大学课程的规定应该既要顾虑到目前的实际问题，更要考虑到“国家文化发展的将来”，因而坚决反对教育上的绝对功利主义。他告诫世人千万不要“看看微积分的公式里面，找不出‘抗战’两个字，于是对于学这些公式就怀疑了”(20)。当然，他并不反对，“而且提倡真正热血而肯牺牲的青年，去投笔从戎，去考中央军官学校、中央航空学校、中央机械化部队”；但是对于不愿意去的人，“就得安心受严格大学的知识训练”(21)。在课程设置上，他赞同“若是切实而有助于现实的课程，可以增开的，还得增开”“切实可以应用的特种训练班也不妨添开”，但这些都是辅助正课的，“所以以不妨害正课为原则”(22)。面对一些学生要求学校教授战时教程的请求，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反对比罗家伦更为明确：
我们在一般课程之中，贯注抗战精神是应当的，把一般的课程都变成了抗战课程，是不可能的。”(23)“至于学生最近要求变更课程，乃绝不可能之事。此实有事实上之困难，即如学生所谓抗战教育之课程，院长亦无法办到，各教授亦无此种学识，无法授课……苟有一个学生能留校上课，本人当绝不离校。(24)
竺可桢是抗战期间唯一没有加入国民党的国立大学校长(25)，他对“战时教育”的看法很能代表自由知识分子的主张。1938年5月17日，竺可桢在看了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系一人所著的《战时之教育》后，认为“其书攻击目前大学政策，而赞扬一般学生，似有取好于学生之意，其心可诛，但其中攻击大学之处，亦极中肯綮，目前大学保守旧有政策，固不相宜也”(26)。
从他的这段日记可以看出，竺可桢虽也主张大学进行改革，但显然改革并非抛弃现有的教育体系，也不是当时部分学生和社会人士所主张的取消正常教育，专办战时训练的改革。同年11月，竺可桢校长在广西宜山给学生讲演王阳明时指出：“当此抗战形势日紧、前方牺牲惨重的今日”，国家不顾社会上的“责备非难之声”而费巨款维持若干大学，正是期望学生“培植真正之学问技术，将来贡献国家”。(27)
虽然教育界之外有不少人士持有彻底打散教育体系，师生全部上前线的主张，但在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界内部，其看法基本一致：维持正常教育体系，以“学术救国”，而这恰符合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纲领”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