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的政策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变成民族矛盾，经济、政治、文化教育都要服从和服务这种矛盾转变。1930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制定关于宣传问题的草案。草案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总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一） 彻底肃清封建思想；（二） 提高群众阶级觉悟；（三） 普遍开展识字运动。(2)1930年9月20日，赣南瑞全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建设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制定的《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中规定的教育方针是：（一）养成在革命环境中所需要的革命干部人才；（二）开展社会教育，普通而深入地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三）施教方针以养成智力和劳力作均衡的发展为原则。(3)1930年10月，鄂西苏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决议案》指出，文化教育工作已成为苏维埃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只有加强文化教育工作，才能夯实苏维埃的社会基础，消灭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切危机，因此文化教育不仅仅是狭隘的识字运动，而且是整个苏维埃运动中最主要的一部分。(4)1931年4月，中共闽粤赣特委召开各县宣传教育工作联席会议，会议确定学校应该施行共产主义教育，并要使教育与当前斗争结合起来，不要让学生死读书，应让他们了解当前的斗争形势，参加实际斗争。(5)同年7月，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教育文化政策决议》中规定，苏区的文化教育对于工农分子实行免费的教育；对于地主、商人及一切依靠剥削别人的分子，征收特定的学费；设立各种普通学校，为苏维埃政府培养各方面需要的人才；努力消除文盲，设立识字班和夜校。(6)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2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该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7)1932年4月，湘鄂赣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文化问题决议案》，指出苏区学校教育的方向主要就是尽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教育理论，彻底消灭国民党改组派，取消一切改良派的欺骗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加强群众的阶级意识，深入阶级斗争，发动更广泛的劳动群众进行反军阀，反国民党的剧烈运动。(8)1933年8月20日，毛泽东在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文化和政治水平，这对于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9)1934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2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两年以来的报告，他指出：“这里的一切教育文化机关，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用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他还强调：“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呢？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10)1934年5月，瞿秋白在《阶级战争中的教育》中指出，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苏维埃教育，才能够真正赞助革命战争。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报告指出教育上的国防准备，也是救亡抗战的必要条件之一。同年，在《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之《文化建设》部分中指出：“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抗敌救亡，即国难教育；教育与生活相结合；教育方法不限于学校。”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实施“国防教育”。根本改变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与不合理的办法，一概摈弃。8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八项规定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实行抗战教育的总政策，“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改变教育的旧制度和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和新课程”。
抗日战争初期，干部教育要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与文化水平，使他们认识到阶级利益应该服从群众利益；另一方面是争取大量的革命知识分子为抗战服务。由此得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主要内容，即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为劳工群众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