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

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无一例外以学术自由为治校的首要原则。学术自由的直接体现就是教授治校。不管在聘任，教师待遇，还是管理制度方面，国立大学都体现了尊重教师、依靠教师办大学的思想。

在现今学校林立的时代，某校长于某种课程，大概在社会上是有定评的。而说某校长于某种课程，即无异于说某种功课有某某著名学者在那里担任教课。(38)

这段话形象说明了抗战时期教授的地位。

梅贻琦在1931年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在1932年国立清华二十一年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在1936年《致全体校友书》中，多次表达其“大师论”的内容。除了众所周知的“大师论”，梅贻琦的“吾从众”“王帽”“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等著名论断也十分形象地反映了他对于“教授治校”的理解。其重视教师的程度，以至于联大八年中，教授和副教授占教师总数一半以上，连国民政府教育部也称他是“囤集教授”。抗战胜利后，在清华大学复还北归的过程中，梅贻琦再次强调“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更多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梅贻琦实际主持联大的八年间，联大基本延续了清华大学的管理体制：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组成校内的运行制度，教授的权力无与伦比。虽蒋梦麟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但其眼里的“校长治校”显然有着特定的背景和实际需求，其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效率更高的行政体制，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校长独裁。(https://www.daowen.com)

罗家伦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坚持以纯粹学术标准为中大聘人之原则，并力求教师专任，以正学校之风气。终因现实情况的无奈，导致他请辞。因聘人原则而离职的校长不止罗家伦一人，执掌国立中山大学的许崇清校长也正是由于崇尚自由民主的做派，而两次被免去校长职务。

与梅贻琦和罗家伦要求教师专任不同，竺可桢千方百计以礼增聘国内知名学者，“能长时期任教更好，短时期讲学也争取，甚至过路的、私人探访的他也要争取请他们做些学术报告或演讲”(39)。竺可桢还提出“教师灵魂说”，被认为是对蔡元培的“教师中心论”和梅贻琦的“大师论”的进一步发展，“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40)。同时，在浙江大学不设副校长，而是成立由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并把它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学校的大政方针都由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