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私立大学的内迁与改革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进程被打断。占据中国高校半壁江山的私立大学，同公办高校一样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由于办学经费匮乏，国人自办私立高校的境遇更加惨烈。教会大学因其与西方基督教组织的密切联系，战时的发展处境相对较好。
抗战期间，为求得生存与发展，部分国人自办的私立高校，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大夏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光华大学、中国大学等纷纷申请改为国立，然而仅有个别学校成功。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已成功申改为国立大学的厦门大学，在校长萨本栋的带领下，历尽艰辛、搬迁闽西，得以在山城古镇长汀继续办学。在战时艰苦的办学条件下，萨本栋校长呕心沥血，尽心擘画，竭力克服教学设施设备短缺的困难，较快地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多方招揽名师，壮大师资队伍；调整院系设置，提升办学实力；完善内部治理，提升工作效率；发扬勤俭作风，与师生携手攻克战时困苦。萨本栋校长多措并举的改革使得学校实力大大提升，“名震一时，载誉海内外”。全面抗战爆发之初，私立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曾组成联合大学迁移内地，因经费问题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先后退出联大。复旦大学、大夏大学虽作为联大一部、二部主体，先后西迁，但由于战乱未能合校，联大随后解体。最终，复旦大学经庐山辗转至重庆复课，大夏大学迁至贵州贵阳。迁校耗费了巨大的财力，致使内迁私立高校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复旦、大夏内迁不久即开始谋求改为国立。复旦大学于1942年获得教育部批准，改为国立后的复旦大学脱离经济窘境，在北碚夏坝励精图治，延揽名师、专注教学与科研，发展势头渐好。而大夏大学则因保留校名等问题多次发生“国立化”风波，最终未能改成国立大学。大夏大学虽因经费问题几经波折，但在以国民党元老王伯群为首的校方当局多方奔走求助下，勉强渡过了每次危机，学校的发展渐趋稳定，学院系科、学生规模都有所发展。我国私立高校大量聚集在华北、华东和东南地区，这些高校绝大部分选择了内迁，尽管条件异常艰苦，物资和经费匮乏，但它们都克服重重困难、奋力谋求生存与发展，为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教会大学与欧美基督教国家的密切联系使其在战争来临时可以寻求西方国家的庇护，然而，这既是其幸运，亦是其不幸。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位于中东部地区的许多教会大学选择了内迁，如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齐鲁大学等，位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的部分私立高校，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等，企图通过寻求治外法权的庇护坚持留守办学，没有及时内迁造成极大被动，尤其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有的大学不得不仓促迁校。战时的教会大学，基于基督教会的纽带关系，多采用联合协作的方式共克时艰、坚持办学，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联合办学的图景即是其生动写照。战时教会大学保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特别是在公立高校绝大部分迁至大后方的情况下，留守的教会大学为沦陷区青年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教会大学一向重视女子教育和医学教育，战争的特殊环境促进了女子教育和医学教育的发展，而教会大学广泛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也为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