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一二·九”运动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对日本曲意逢迎，对红军则要赶尽杀绝、斩草除根，不惜一切代价“剿灭”之。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如今的东北已沦亡了四年，我们天天在痛苦地熬煎，失掉自由，更失掉了饭碗，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敌人的铁蹄，已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亲善睦邻”和卑污的投降，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愤怒，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怒吼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震天的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五月的鲜花》正是当时真实情景的写照。曲作者就是东北大学教育学院的音乐教师阎述诗。阎述诗（1905—1963），出生在沈阳的一个教师之家，毕业于燕京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目睹了学生被军警毒打的惨状。当学生拿来光未然的诗词《五月的鲜花》请他谱曲时，他疾书立成，先在校内传唱，很快便流传全国。
对于政府“亲善睦邻”和“卑污投降”，人民已忍无可忍。由于在“一二·九”运动中接受过洗礼、经受过锻炼，东北大学西安分校模仿“北平学联”的做法于1936年11月联合其他学校成立了“西安学联”。西安学联讨论通过了向蒋介石请愿的《万言书》，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了配合这一行动，决定以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为名，举行有各校学生和市民群众参加的请愿示威游行。这次游行是经过周密安排的，东北大学西安分校，背景特殊，排在队伍的最前面，西安高中、西安师范、西安二中等校排在尾部或插在队伍的中部，以防军警的冲击。2000多名纠察队员分散在队伍两边，还有由100多辆自行车组成的交通队担任通信联络。
12月9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到达预定的集合地点南辕门广场，示威群众达到2万多人，广场上彩旗飞舞，口号声响成一片：“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执教西安二中的中共党员张寒晖填词谱曲的《松花江上》虽然才创作出一年时间，但是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凄凉的“九一八，九一八”的歌声此起彼伏，“真使人伤心断肠”（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说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请愿队伍原定去晋见张学良，但他不在。于是便转向陕西省政府，向省主席邵力子请愿。邵出言搪塞，引起众人不满，群情激愤，驱前理论，宪兵们如临大敌，慌忙举枪，掩护邵力子退去。游行队伍转去西北绥靖公署，想向公署主任杨虎城请愿，又未见到。在情绪十分激动之时，突然有人高喊一声：“到临潼去！”众人群起响应。大家知道，蒋介石当时正在临潼督战，对于“剿灭”红军他正“御驾亲征”，要毕其功于一役。这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全城戒严，军警开枪镇压游行队伍时已经打伤了一名竞存小学的女学生。大家怒火冲天，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去找蒋介石的决心。大家齐心协力，打开了城门。当队伍赶到火车站时，机车已全部开走。游行人员意志如铁，商定徒步去30多公里以外的临潼。途经灞桥时，东北军官兵同情而钦佩众人，暗示队伍可以从桥下通过，游行队伍默契地“冲过”封锁后，顺利地往临潼进发。
蒋介石得讯后，即刻派最信任的侍从室第一处处长钱大钧率众来阻止游行队伍。钱大钧一众来到十里铺，架起一排排机关枪，严阵以待。当游行队伍抵达时，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的钱大钧早就动了杀心，恶狠狠地向学生吼道：“不准你们再往前走！如不听从命令，哼哼，后果自负！”同学们也是情之所至，也许是不知道前面真的就是一道鬼门关、一座阎王殿，没有理会他的威胁，一边喊着“打倒卖国贼”，一边继续迈开了脚步。就在钱大钧准备对士兵下令开枪的千钧一发之际，张学良飞车赶到。为赶时间，他亲自驾车来到十里铺，制止了钱大钧，避免了一场血腥大屠杀。
这场游行的总指挥是东大学生胡焜，据他回忆，张学良下了车，挺身站立在一个土坡上，特别激动，力劝大家：“各位同学，你们的爱国热忱我是佩服的。但是，今天时已不早，到临潼去路途尚远，请大家回去吧。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向蒋委员长陈述。”同学不听劝告，张学良诚挚地说道：“你们执意要去，必然触怒最高当局，那就会发生流血事件！”站在最前列的东大同学带头高呼：“我们愿为救国而死，不做亡国奴！”(60)另有资料记载，这时，有人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歌声悲怆，令人断肠。张学良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用事实来答复你们！”沉寂过后，东大学生怀着疑惑、无奈、信任和期待的复杂心情带头返回。可以说，这次请愿大游行，让张学良更真切地感受到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三天以后，众所周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改变。1937年2月，东北军东调，17路军也从城内撤出，宋希濂部队进驻西安。据《东北大学史稿》记载，担任过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臧启芳于是从开封来到西安，要接收东大西安分校，许多学生群起反对，仍拥戴张学良为校长。部分学生慷慨激昂，决定仍返回北平东北大学。3月，臧启芳接收了东大西安分校，5月17日，将学校改称为“国立东北大学”。从此，东北大学便直接纳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了。由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创办的东北大学的更名，与其说是进行了“国立化”的改建，不如说是实行了“国有化”的改造。
接着，臧启芳又去“接收”北平东北大学，碰壁而归，退回开封。臧启芳在河南大学谋得立身之地，成立了“国立东北大学办事处”，谋划“另立”东大。他自兼文学院院长，下设中文系、历史系和先修班，并任命了法学院院长、工学院院长、事务长以及各系系主任等。“班子”搭建起来以后，他就发表声明，限东北大学在北平同学“按期到开封报到”，“否则不予注册”。北平学生拒不承认声明，臧启芳更明令将东大滞留北平的学生“开除学籍”。1937年6月30日，东北大学西安新校址竣工，原在开封的师生全部迁至西安。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东大同学只好离开北平再度流亡。到济南时，流亡学生联合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商议同学去留问题。当时提出的原则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同时考虑工作与学习需要，同学们可以去山西、西安、南京和留在山东当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东大同学去山西的最多，因为阎锡山为“联共抗日”而成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青年学生中很有感召力；部分学生去了延安，部分人留在山东，还有同学去了西安。全面抗战爆发，大敌当前，臧启芳便也“收回成命”“捐弃前嫌”，“恢复”了这些学生的学籍。这些分散多地的东大学生在位于西安的“国立东北大学”聚集在了一起。不过一年后，他们就又南迁四川了。
卢沟桥事变之前，我国共有14所国立大学，即中央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交通大学和东北交通大学。1937年5月17日，张学良担任校长的东北大学被改为国立东北大学，由于此前国立东北交通大学已经并入东北大学，因此国立大学数量未有变化。1937年7月1日，经陈嘉庚函请，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将私立厦门大学改为国立。至此，我国的国立大学达到15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平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1937年11月1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次年2月学校开始西迁昆明，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此之前，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名北洋大学）3所院校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陷以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不久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由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均系国立大学（北洋工学院是国立独立学院），合并成2所国立大学后，国立大学减少2所。至此，我国的国立大学数量实为13所。(61)
(1) 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90页。
(2) 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页。
(3) 熊明安编著：《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4)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5)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2—23页。
(6)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3页。
(7)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3页。
(8) 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383、423、488页。
(9)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4页。
(10)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4页。
(11)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1页。
(12)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1页。
(13)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1页。天津大学官网（http：//www.tju.edu.cn/tdgk/xxjj.htm）的说法与此不同，天大称该校“前身为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10月2日，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这里略去了“堂”字，但该校标志性石碑上刻有“北洋大学堂”和“1895”字样。
(14)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1—14页。
(15)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5—17页。
(16) 《三民主义为中国的中心思想》，《蒋介石全集》第1辑，第41—42页，转引自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32页。
(17) 朱庆葆等著：《中华民国专题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123页。
(18)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册“补编”，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23—27页。
(19) 《教育杂志》第19卷第8号，转引自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
(20) 《教育杂志》第19卷第8号，转引自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第8页，转引自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
(21)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8页。
(22) 《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1929年4月26日），《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8—9页。
(23) 《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1931年9月3日），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0页。
(24)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90页。
(25)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76页。
(26) 李石曾：《教育独立建议》，《教育杂志》第14卷第2期（1922年2月），总第19365—19373页，转引自朱庆葆等著：《中华民国专题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 (https://www.daowen.com)
(27) 蔡元培：《〈大学院公报〉发刊词》，《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期（1928年1月），第11—13页，转引自朱庆葆等著：《中华民国专题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页。
(28) 蔡元培：《〈大学院公报〉发刊词》，《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期（1928年1月），第11—13页，转引自朱庆葆等著：《中华民国专题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页。
(29) 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30) 《大学区组织条例》（1927年7月），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页。
(31) 蔡元培：《提议设立大学院案》，《教育杂志》第19卷第7号（1927年7月），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29—630页。
(32) 《大学区组织条例》（1927年7月），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页。
(33) 南京大学高教所编：《南京大学大事记》（1902—1988），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34)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35)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56页。
(36) 《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7期（1928年7月），第150—158页。
(37) 朱庆葆等著：《中华民国专题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38) 《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9期（1928年9月），第75页。
(39) 《国民政府公报》第68期（1928年6月），第10页。
(40)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38页。
(41) 《新闻报》，1928年12月2日。
(42) 《国民政府公报》第47期（1928年4月），第8页。
(43) 王倩：《民国教育史上一次“昙花一现”的改革——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试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63—69页。
(44) 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402页、443—444、496—497页。
(45)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6页。
(46)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页。
(47) 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131页。
(48) 王振乾等编著：《东北大学史稿》，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49) 丁晓春、魏向前主编：《张学良与东北大学》，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50) 王纯山主编：《辽宁省教育史志资料》，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0页，转引自丁晓春、魏向前主编：《张学良与东北大学》，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8页。
(51)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0页。
(52)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0页。
(53) 王振乾等编著：《东北大学史稿》，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54)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4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400页。
(55) 王振乾等编著：《东北大学史稿》，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56) 王振乾等编著：《东北大学史稿》，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109页。
(57)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军长宋哲元即率第29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坚决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
(58) 《中国共产党新闻之重大事件“一二·九”运动》，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33837/2534309.html，2020年5月24日。
(59)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60) 王振乾等编著：《东北大学史稿》，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61)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称1937年我国共有12所国立大学，应是遗漏了1所，实际应为13所。12所国立大学之说参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4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