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高等教育实施方案纲要

二、 战时 高等 教育实施方案纲要

1938年3月陈立夫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他的就职演说显示了国民政府对待战时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变化。

先从教材、师资量大问题调整入手,根据国情及现时环境,建立一个适于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在理论上无所谓战时教育,因为平时教育实际上包含着战时准备。今后之教育根本方针,须德智兼顾,文武合一,农工并重,教育与政治设施、经济计划及社会生活尤需贯通,并与其他有关机关密切联系。大学教育应该根据国家各种需要作有计划之设施,对政治、法律、教育、经济各科应注重质量的提高与本国教材的充实,专科学校应以养成各种生产技术人才……为主要目的。(3)

比较之前的《纲领》,可发现国民政府对战时教育的认识已从单纯的应急,转变为对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思考。在论及战时高等教育发展时,不仅直指教材和师资两个核心问题,更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部规律解释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

面对当时军事、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严峻形势,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重庆召开,会期共9天。4月1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亦称《抗战建国纲领》。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与会代表有教育部部长、次长、参事、司长、简任秘书、简任督学及由教育部长就所属委员会委员中指派的5人;各省教育厅厅长;中央党部各部处代表各1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代表各1人;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研究院代表各1人;行政院各直辖市社会局局长;各国立省立及已立案私立大学校长、各国立独立学院院长及各国立专科学校校长;国立编译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各1人;教育部遴选专家40人;各省教育厅制定之该省内地方教育行政或中小学教育或民众教育人员每省1人,总共230人。(4)相较于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1928)和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1930),此次会议规模大大超前。

《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将“抗战”与“建国”形成密切联系。《纲领》中有三条涉及高等教育,一是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是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是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5)以上条目是将战时教育发展纳入建国目标的统筹之下,战时人才培养不仅着眼于服务抗战,还为战后国家复兴之需要。

根据《纲领》中涉及教育的内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制定并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核心内容为“九大方面”和“十七要点”。“九大方面”内容如下:

(一) 三育并进;(二) 文武合一;(三) 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四) 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五)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六) 对于吾国固有文化精神所寄之文学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七) 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及生产之需;(八) 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于国情;(九) 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力求有计划之实施。(6)

为实施“九大方面”,具体设置了“十七要点”,其中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包括:

(一) 对现行学制大体应仍维现状,唯遇拘泥模袭他国制度过于划一而不易施行者,应酌量变通,或与以弹性之规定,务使因事制宜,因材施教,而收实际效果。(二) 对于全国各地各级学校之迁移与设置,应有通盘计划,务与政治经济实施方针相呼应。每一学校之设立,及每一科系之设置,均应规定其明确目标与研究对象,务求学以致用,人尽其才,庶几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效可见。(三) 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与学术进修之办法,应从速规定,以养成中等学校德智体三育所需之师资,并应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四) 对于各级学校各科教材,应彻底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而应抗战与建国之需要……(五) ……对于各大学各院科系,应从经济及需要之观点,设法调整,使学校教学力求切实,不事铺张。(六) 订定各级学校训育标准,并切实施行导师制,使各个学生在品德修养及生活指导与公民道德之训练上,均有导师为之负责,同时可重立师道之尊严。(七) 对于学校及社会体育应普遍设施,整理体育教材,使与军训童训取得联贯,以矫正过去之缺点;强迫课外活动,以锻炼在学青年之体魄,并注意学生卫生方法之指导及食物营养之充足。(八) 对于管理应采严格主义……(九) 对于中央及地方之教育经费,一方面应有整个之筹集与整理方法,并设法逐年增加;一方面务使用得其当,毋使虚糜。(十) 对于各级学校之建筑,应只求朴实合用,不宜求其华美,但仪器与实习用具之设备,应尽量充实,期达到规定之标准。(十一) 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应设法使其完密,尤应重视各级督学工作之联系与效能;对各级教育行政人员之人选,以德行与学识并重,特别慎重权衡。(十二) 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应即设立,以提高学术标准。(十三) 改订留学制度,务使今后留学生之派遣,为国家整个教育计划之一部分;对于私费留学,亦应加以相当之统制,革除过去分歧放任之积弊。(十四) ……(十五) 督促改进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并分别编订教材,养成其师资,从实际需要人手。(十六) 确定社会教育制度,并迅速完成其机构,充分利用一切现有之组织与工具,务期于五年内普及识字教育,肃清文盲,并普及适应于建国需要之基础训练。(十七)为谋教育行政与国防及生产建设事业之沟通与合作,应实施建教合作办法,并尽量推行职业补习教育,使各级干部人员均有充分之供给,俾生产机构早日完成。(7)

方案的“九大方面”将高等教育置于社会环境中审视,对战时高等教育理念和目标界定清晰,具体到传统文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分别阐述发展要求,也涉及教育不同阶段的均衡发展和地区平衡发展等内容。“十七要点”是方案“九大方面”的具体解释,不仅重申了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部长演讲时提出的师资建设和教材建设内容,还对大学的学制、导师制与训育的关系及要求等做出阐释。可以看到,国民政府对战时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逐渐清晰和理性,他们关注到了之前教育中存在的弊病,并期待予以革除,同时也体现出尊重教育发展内在规律的格局,即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服务于当下,更着眼于将来。其中提及的弹性学制、导师制、对不同学科要结合本国文化传统给予不同发展等内容,在当代看来仍具有实效性。总体而言,《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对战时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