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环境下的应对与变革
抗战时期的中国，危机四伏，敌机的轰炸随时可能出现。无论是经过长途跋涉迁至西南内陆的教会大学，还是留守在原址或就近寻求治外法权庇护的教会大学，都面临着艰苦的办学环境，长期的战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师生工作、学习的士气。尽管如此，所有的教会大学都竭尽全力维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现以抗战时期因联合办学而负盛名的教会大学“华西坝五校”为例，扫描艰难抗战期间教会大学的变革与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为西南聚集高校最多的地区(30)，仅位于成都华西坝的华西协合大学就先后接纳了多所内迁而来的高校，包括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东吴大学生物系、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专科学校等。(31)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于1910年3月，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基督教会联合创办，初设文理两科，后不断发展，至抗战前已成为医牙为主、文理并重的综合性大学，尤其以医科、牙科见长，在国内享有盛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东部地区高校遭受重创，纷纷内迁寻求生存与发展。民族危难之际，华西协合大学大开校门，对前来的高校慷慨施以援手。
金陵大学是率先迁至华西坝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位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是在早期美国基督教创办的三所书院——汇文书院、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合并基础上发展而来。1910年金大成立之初教学仅以宗教、医学和文科为主，经后续的系科调整和发展，1930年后逐渐形成了“三院嵯峨，文理与农林”的基本格局。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开始轰炸南京，在宁高校纷纷内迁。对于是否内迁，金大内部意见不一。由于美国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可以寻求美国大使馆保护，所以不少西方籍教师不赞同迁校。而起初国民政府的态度也模棱两可，甚至认为为安定人心，还需要留几所大学在首都撑场面。(32)因而，1937年10月，金大正常开学。而时任校长的陈裕光为防不测，则自8月起便开始同华西协合大学校方联系，筹谋迁校事宜，并将贵重仪器、书籍等设施物品提前打包，将教职工及家属人口登记备案，雇佣好西迁用的船只。开学三周后，南京形势危急，教育部紧急通知金大立即闭校停课、准备西迁。幸得陈校长未雨绸缪，虽预定船只已被征用，但仍从容调整、有序西迁，历尽挫折，成功入坝，并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协助下于次年3月顺利复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学（简称金女大），1915年由美国基督教会联合创建，校址初设南京绣花巷，后将金陵大学附近的随园定为永久校址，1930年12月立案照准后更改校名（仍简称金女大）。全面抗战爆发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面临同样的危急形势。校长吴贻芳就如何应对战争局势、坚持办学等问题组织校方开会讨论，最终决定以有教会大学友校所在的武昌、上海、成都三个城市作为抗战时期的办学中心，实行分散教学。然而，武昌和上海办学中心维持的时间都很短。在武昌办学中心，1937年9月金女大在华中大学的支持和协作下开始上课，然而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日军自9月开始轰炸武昌，武昌形势渐危。在维持3个月之后，武汉办学中心不得不停办，于12月开始迁往成都华西坝。上海是淞沪会战的主战场，局势更加动荡，金女大之所以考虑将上海作为一个办学中心是因为聚集在上海的教会大学较多、可以提供援助，也可寻求西方租界的护佑。1937年10月，金女大上海临时办学总部成立，并正式复学。上海办学中心的教学条件艰苦，尽管可以借用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校的教学资源，但办学仍旧十分困难，加之上海聚集的高校较多，足以满足该地区高等教育需要，金女大校方于1938年3月停止上海办学事宜，迁往成都。
齐鲁大学又称山东基督教大学，位于山东济南，肇始于1864年，初名登州文会馆1917年定名齐鲁大学，由美国、英国、等国的多个基督教会组织联合开办。齐鲁大学是以医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办学实力雄厚，号称“华北第一学府”，和燕京大学并称“南齐北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最初仍是按原秋季学期教学计划正常开学，随着战火的蔓延，济南局势不断恶化。10月，日军火力不断推进，直逼济南。危急时刻，华西协合大学向齐鲁大学医学院发出了邀请，表示可以提供部分宿舍、教学设备，双方可以合作办学。于是，齐大近70名师生便率先迁往成都，在华西坝继续开展教学，而济南校部不得不暂时停课。11月底，日军攻破济南，不久便进驻齐鲁大学占领了校园。1938年秋，关于齐大济南部是否复课的问题被提上议程，对此管理层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齐大虽然根据国民政府要求进行了立案，校长改由华人担任，但由于基督教会组织仍是齐大的主要经济来源，校方管理层中的西方势力在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中仍有重要的发言权。大部分西方籍教职工认为齐大应该留在济南复学，而以校长刘书铭为代表的中国教职工和在蓉师生认为，济南部师生应该迁往华西协合大学与在蓉师生汇合，重新开课。尽管西方籍教师反对，刘书铭校长仍在华西坝积极筹备建立新校舍、召集教师进行复学，努力“使齐鲁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与华西协合大学合作”(33)。而在济南部的教师为了表示抗议，仍坚持要求在济南复课，因而在全面抗战前期齐鲁大学出现济南和成都双部办学的局面，然而济南部终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不得不再次停止办学。
燕京大学是最后一所迁往华西坝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是1919年在美、英两国基督教会创办的3所教会大学合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校址位于北平。燕大起步虽晚，但在司徒雷登校长的带领下发展迅速，1929年即建立起文、理、法3个学院，近20个系。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1941年间，燕京大学通过寻求治外法权的保护在北平坚持办学。由于日本忌惮美国政府，燕京大学多次利用美国大使馆渠道抗议日本人的不合理要求，燕京大学因此获得相对安稳的办学环境。作为华北少有的坚持办学的高校，燕京大学三年间得到快速的发展，学生人数从“通常的800人增加到1941年的1146人”(34)。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美关系迅速恶化，很快日军便包围了燕京大学并逮捕了司徒雷登校长等多名师生员工，强征燕大校园做疗养院使用。燕大校友强烈要求复校，在后方继续办学，而华西坝合作办学的四大教会学校也向燕大发出邀请。经商议，燕大董事会最终决定迁往华西坝复校。相比其他几所教会大学，由于校产被日军霸占，燕京大学是唯一“裸迁”的大学，即仅有师生从各地分散前往，几乎无任何图书设备。
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作为华西坝仅有的一所大学，尽管校园面积广阔，教室、宿舍、图书馆、实验室等设施设备齐全，但对于同时接纳多所高校的师生员工仍有很大困难。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陆续到达后，五校便开始团结协作，互通有无，实行联合办学策略。由于五所大学均为知名教会大学，联合办学后使得华西坝名声大噪，被誉为“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这一发展时期也被称为“五大学联合时期”(35)。面对外部严峻的战争形势和内部艰苦的办学条件，五大学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竭力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于民族危亡之际求得生存与发展。
首先是开展校际联合治理，共商共议，营造和谐育人环境。早在20世纪20年代，为应对中国官办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基督教教育界人士即开始着手推动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合作运动，以期通过“集中资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相互竞争、把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事业视为一个整体事业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提高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竞争力。1919年由各基督教大学校长组成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协会成立，商讨各大学共同面临的问题。1932年，之江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0所教会大学在北美的基督教托事部代表齐聚纽约，宣布成立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联合会以“以合作的方式，促进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利益”为宗旨，主要工作职责为事务管理、发展规划、联合筹款。国际、国内教会大学联合机构的成立，密切了教会大学之间的联系，也为抗战期间教会大学的深度合作提供了便利和借鉴。(https://www.daowen.com)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教会大学同官办高校一样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联合互助成为教会大学求生存的有效手段。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陆续迁入华西坝后，会同华西协合大学开展了全方位、各领域的合作。在学校管理上，华西坝五校即借鉴国际机构合作经验，实行校际联合治理。1938年3月，几所教会大学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即由各校校长和业务相关负责人召开会议商讨联合办学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如招生考试、课程教学、财政、师资、校历制定、学生活动等。联席会议分为校长联席会议和各级联席会议，其中，五校校长联席会议是“五校间联系和合作上的最高决策机构”，每周召开一次，“协商关于行政、财政、教职员待遇及有关公共事宜”；有教务协会，由“教务长、注册主任会商关于授课安排、招生考试等问题”；同样亦有训导协会，“磋商关于学校训导事宜”等。可以说，“经过各校当局不断研讨协商，并确定举行各种定期的会议随时磋商，基本上做到了协调一致而又能各抒所长”(36)。联席会议制度既充分尊重了各校的特点、保持了各校之间的独立性，又充分发扬了民主作风，营造了各校之间互助互爱、精诚团结的和谐氛围。
其次是拓展办学空间，共享基础设施，保障办学基本条件。为帮助千里跋涉而来的兄弟院校尽快稳定局面、复课复学，华西协合大学一面尽量压缩本校教职工和学生的住宿及生活用地，将部分校舍和房屋挪出借与内迁大学，一面通过改造、新建等多种途径拓展教学、办公、实验实训场地与内迁大学共享，“大家因地制宜，把华西坝原有的校舍和设备的功能都发挥到了极致……师生们挤在地下室里以节约空间，在教学楼的两头装上隔板，变成了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在阁楼上装上老虎窗权且充作实验室”(37)。与此同时，华西协合大学还将学校可用空置土地借与内迁高校，供他们搭建房舍解决基本办学条件问题。内迁高校除向华西协合大学寻求帮助外，也想尽其他办法努力保障基本的办学条件。金陵大学校史中曾记载，1939年6月金大“借得地皮三处，进行较大规模的建设”，其中两处来自华西协合大学，合计约10亩，建得草屋近50间，另一处是来源于成都新村委员会，共计16亩，建成学生和教职工宿舍房17座，使办学的基本条件得以保障。金女大初到华西坝时，师生均借宿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宿舍中，后来在教育部和四川省及华西协合大学的支持下，在华西坝先后建立了教学楼、宿舍、琴房和小型体育馆，并购置了一些教学设备。(38)齐鲁大学率先到达华西坝的近70名师生，男生全部借宿在华西协合大学，女生散宿在城中租房和教职工家中。随着1938年秋济南部大量师生的迁入，华大宿舍变得十分拥挤。1939年，齐鲁大学“几经会商，借得华大地皮两段，分建男女生宿舍及办公室一部”(39)。由于燕京大学迁入最晚，华大校园可用的住宿空间已开发殆尽，无法再为燕大提供住宿之所。但在教学设施、实验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华大不仅是对燕大，更是对所有内迁的大学开放、共享。
面对教学条件有限、实验仪器设备匮乏的困境，五校之间精诚合作，一面本着节约和使用最大化的原则共享共用教学设施，一面联手研发创制。如，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华西协合大学四校1941年在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的支持下集资建造了一栋化学楼，四校共同使用，战后归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所有；华西协合大学与金陵大学等校合作，在政府支持下制造小型仪器及初级科学教学用具。(40)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曾对生物楼的使用情况做过记载：“抗战以来，各校生物系移此，则分配应用之。虽偏小，来客不以拥挤见责。本楼所有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及储藏室计约40间，除六教室及实验室公用外，计金陵大学用20%，金陵女大用15%，齐鲁大学用15%，本校及生物材料处用约30%作用”(41)，由此可窥见，华西坝教会五大学战时精诚团结、共赴时艰、联合办学的精神。
第三是共享师资与课程，实行学分互认，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战时国内形势凶险异常，历尽万险跋涉入川的高校，不仅损失诸多校产，也流失了不少师资。教师是教学的主体，是学校最宝贵的资源，没有数量足够、造诣深厚的教师则谈不上优质的课程和良好的教学。面对师资和课程资源不足的情况，华西坝五校除各自尽力延揽名师外，还进一步加强合作，实施教师互聘、联合教学、课程共享等策略。这一时期，华西坝群英荟萃、大师云集，诸如蔡乐生、戴安邦、李方训、裘家奎、薛愚、戚寿南、董秉奇、侯宝璋、陈耀真、萧公权、刘国钧、李小缘、蒙文通、吕叔湘、冯友兰、董作宾、钱穆、顾颉刚、容庚、陆志伟、张东荪、任乃强等，燕京大学入川后还聘请了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等知名学者。这些学者初为一所学校所聘，后各校为补充师资则开始相互聘用，有些知名学者甚至能为多所学校同时聘用，例如萧公权、陈寅恪均同时受聘于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蒙文通同时受聘于金陵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和齐鲁大学，钱穆同时受聘于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42)
华西坝五所教会大学共有文、理、法、医、农五学院计六七十个系科。(43)为充分发挥优势资源、提高课程质量，同时也避免系科重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五校“根据师资各有所长的特点，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统筹课程教学计划，实行校际免费选课制度，即学生无须缴费，可自由在其他几所教会大学选修课程，校际间相互认可所修课程学分。(44)华西坝各大学校际间在课程与教学上的深度合作，不仅在战时困难时期节约了资源，而且大大提高了课程与教学质量。1944年燕京大学理学院曾在一次报告中评述了五所大学间的这种合作，“成都5所基督教大学的理学院相互间的合作恰到好处。在1943—1944学年，所教的课程很少有重复，任何一所大学一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能在其他任何一所大学中选上任何一门课程”(45)。名师效应与自由选课制的结合，大大激发了五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校际间的学术交流也愈发频繁，整个华西坝地区学习氛围浓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校长的一份报告充分反映了五校学生积极跨校学习的盛况和规模。1940年秋至1944年秋的8个学期中，其他学校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选修课程的人数从1940年秋的45人逐学期递增，至1944年秋达189人，所修课程门数由13递增至69，所修学分数由125递增至541；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去其他学校选修课程的人数从1940年秋的101人，增至1944年秋的336人，所修课程门数由40递增至90，所修学分数由445递增至794。(46)
五所教会大学通力合作的联合办学使得华西坝成为战时高等教育的“天堂”，这里相对远离战火，风景秀美，大师云集，学习、科研氛围浓烈，是一片难得的学术净地，成为抗战大后方为数不多的教育文化中心之一。尽管办学条件简陋，师生生活艰苦，这一时期的教会五大学仍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不仅各校学生规模不断扩大，系科专业有所新增，而且科研机构也有增加，优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办学水平比战前未降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