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动物西迁路

由于迁校用船舱位异常吃紧，无法包船包舱，学校决定，学生和老师及家属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各自设法购买船票，分散而行。人的迁移虽然艰辛，但进展还算顺利，最后一批学生到达重庆是1937年11月中旬。搬迁最难的要算学校的各种“家当”，有极笨重的，也有很精密的，可以说能搬的都搬了，共装了近2000箱东西。

1937年12月1日，南京保卫战打响。次日，唯一一道拱卫京畿的水屏障——江阴要塞失守。此时的罗家伦尚未离开南京，他最后一次到中央大学四牌楼校本部和马道街农学院等处作巡视检查，见全校人员与设备财产都已撤之一空，十分高兴。只有农学院牧场供教学实验用的良种家禽家畜鸡、鸭、猪、犬、牛、羊等，只撤走了少部分，尚留下许多，无法运走。罗家伦百般无奈之下，只能宣布由牧场职工自行处理，或吃、或卖、或带回家中均可，只要不落入日军手中就行。学校给畜牧场场长王酉亭和吴谦、曹占庭、袁为民3位技工等每人发了遣散费。但王酉亭却和大家一起做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决定：把剩下的动物带到重庆！

1937年12月9日，南京城的东、南、西三面已被日军包围，只有北面这能通过长江出城。这天一大早，王酉亭等带人到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高价雇了四条大木船驶至下关，畜牧场职工除少数人回家外，其他男女职工全部出动，把鸡笼、兔笼置于乳牛背上，分羊群、猪群、牛群三队赶出挹江门，至江边上船。木船在枪炮声中迅速驶过长江，动物大军在浦口登陆。一上岸，王酉亭及其他工友就带着动物沿浦镇至合肥的公路一刻不停前行，日夜兼程。第二天，即12月10日，日军对南京城发起总攻。13日南京沦陷。灭绝人性的日军开始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南京城破时，动物大军已行至离南京有百十里的路上，到当年年底就过了合肥，算是进入了安全地带。合肥失守后，“动物大军”终于在1938年春节赶到豫皖两省交界的叶家集镇，王酉亭致电重庆中央大学告知近况。接到电报后罗家伦惊喜交集，他没想到，这些良种动物，还有希望失而复得。他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并电告“大军”不可再去武汉，须沿大别山北麓公路西行，过平汉路，再沿桐柏山南麓迳趋宜昌。1938年，这支西迁的“动物大军”一直在赶路。这支队伍前有几人“导航”，牛马开道，猪羊等“殿后”；队伍行进时，两侧各随“警卫”多人，以防动物中有越轨行为或相互撕咬；后有押队三四人，并兼收容掉队者。王酉亭身背双筒猎枪，手推自行车，时而引导，时而督促。天寒地冻3000里，失去了一些不耐寒的小动物，也迎来了新的希望——两只小牛犊。动物西迁路上虽是颠沛流离，却也故事不断。

1938年11月上旬，“动物大军”在耗时近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4000多里后抵达湖北宜昌。宜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已获悉情况，甚为感动，同意挤出舱位并不收运费，输运“大军”至重庆。那是一个黄昏，重庆街头的难民潮里出现一支奇怪的队伍，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英国约克夏猪扛着北京肥鸭，荷兰牛驮着长毛兔……至此，历时近一年的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全部完成。(https://www.daowen.com)

罗家伦看到四位历经风霜险难、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职工师傅与他们率领的动物大军，顿时泪流满面。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和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室和家属区里拥出来，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归来的将士一般。此情此景，盛况空前。罗家伦在《抗战时期中大的迁校》一文中写道：

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就像看见牛羊亦几乎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23)

因此，中央大学的内迁彻底干净，连一鸡一鸭也没留给日军。几年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抗战时期有两个大学“鸡犬不留”，南开大学的“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的“鸡犬不留”，却是中大员工历尽艰辛将其全部搬到了重庆。(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