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尽知能，造福地方

在遵义办学期间，竺可桢校长强调：“昔王阳明先生至龙场一年，其影响所及，风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进步。阳明先生之弟子，率能笃践师说，影响亦宏。浙大来此，尚有多年之逗留，吾人自当法步先贤，于所在地之种种设施，革革兴兴，尽心竭力以赴。时际非常，吾人之责任尤重！无论精神物质，两不可忽。文化之推进，职责之所在，固应重视；物质环境之改善，关系民生至切，亦须注意。例如开辟荒地，使耕地加多；改良种植方法，使产量增加；避免破坏，减少消费，成效可与增加生产相埒。其间接直接，积极消极，与抗建有裨益者，均为大学所当顾及而努力。”(35)因此，竺可桢明确提出了大学要为地方服务的要求，十分注重将大学的科研与当地开发结合起来。

早在江西泰和办学期间，浙大师生便为当地民众做了3件好事：一是修建防洪大坝以防水患。浙大与地方政府商定，由浙大土木系的师生测量设计，历时两个月，土方、涵洞、水闸等工程全面完成。防洪堤东起泰和县城，西至梁家村，全长15里，人称“浙大堤”，江边另设一码头，“浙大码头”一称沿用至今，此后，上田村一带未再遭水灾。二是创设澄江小学，由浙大学生兼任教师，提升了当地小学的师资水平，一方面使播迁流离的教职工子弟受到教育，另一方面乡村儿童也受到优良教育。浙大再迁时，澄江小学留在当地继续开展教育活动。三是开辟沙村垦殖场，浙大与江西省政府商定在沙村附近的荒田600亩，组织抗战期间的流亡农民在此移垦荒田，建立垦殖场，由土木系学生勘定、测绘，农学院教授和学生具体指导和管理，共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垦荒耕种，集体经营。

抗战时期在杭州文澜阁的一部36000多册的四库全书因经费问题流落在浙江富阳，浙大西迁至江西后，竺校长征得教育部同意后，决定派人协助转运，转经五省，历经5000里，移至贵州地母洞，使139箱古代文化瑰宝得到妥善保存，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巨大贡献。

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后，发现当地信息相当闭塞，人民群众对现代化科学技术一无所知，于是决定开放实验室、电工试验馆展出发电、照明、电焊、电报、电话等设备，当地中等学校师生、群众纷纷驻足参观，叹为观止。土木方面的拉力压力多项实验，也引起群众极大的兴趣。(https://www.daowen.com)

浙江大学农学院先后在遵义和湄潭两地，开展农业相关应用研究服务当地农业发展。如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卢守耕），豆薯各部的杀虫（杨守珍），土壤酸度试剂（彭谦与朱祖祥），营养学（罗登义），白木耳栽培（陈鸿逵与杨新美），茶树病虫害（葛起新），中国桑虫（祝汝佐），柞蚕寄生蝇（夏振铎），蚕丝增长（王福山），柞蚕卵物理性状等研究（郑蘅），农学院在湄潭试制的红茶“湄红”，至20世纪80年代仍享有盛誉。遵义普遍种植的胜利油菜，具有经济价值的蚕桑、马铃薯和番茄等，都是当年浙大师生帮助引入、研究和试验成功的。吴文棫主持浙大化工肥皂厂制作的肥皂，采用当地的原料，配方简单实际。因而，湄潭有“浙江大学科学活动中心”之称。

当时遵义存在严重的吸食鸦片现象，浙大通过举行义演等形式宣讲鸦片的危害，并募集费用筹建戒烟所，供给当地烟民免费戒烟，将有助风化之责视为己任。(36)在遵义，浙大师生为当地人民改善落后的社会风气，传播现代和科学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也是竺可桢“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办学宗旨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