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导师制和文科院士制度的示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定位和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等的转变，更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本科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基石，其办学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质量和水平。因此，国家十分重视本科教育的发展和建设。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和“本”，在高等教育中具有战略地位。因此，无论是校长、教授还是教学管理人员都要树立“以本为本”的思想。“以本为本”既是对大学职能的一次回归，也是对大学核心发展理念的一次强化与正位，在此理念下，各本科院校需要将相关资源向本科集中、相关政策向本科倾斜、相关举措在本科教育中创新、相关理念在本科教育中践行。
而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相关形势来看，日趋复杂和多变，这对处于生理和心理成长期的大学生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部分学生在学习适应、社会适应和心理发展及人际交往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并出现了自杀、杀人、自残等极端现象，亟须专业教师和相关人员的关心、关注和引导。本科生导师制作为一种学生管理方式和育人形式，其既可以加深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及时发现学生身上的问题和不足，也可进一步增强教师的育人理念和育人意识，不断强化自身的职业认同、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从而形成师生协同共进的良好局面。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相关院校及部门需要根据学生自身特点及所在学科专业要求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相关制度体系，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和任务。
另一个维度，院士作为学术界的最高荣誉称号，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分2次共评选了45名部聘教授，其地位、性质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院士基本相同。在这45名部聘教授中，既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农学、林学、土木、机械航空工程、电机、病理、生理等领域的学者，也有国文、历史、哲学、外文、心理、法律、经济、社会、教育、艺术等领域的专家，基本上涵盖了当时设立的各个学科（三民主义、气象、商学、外科医学等除外）。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中央研究院决定建立院士制度，并于1948年遴选出了中国第一批81名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建立。1954年中科院开始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4个学部，并开始进行学部委员的推荐、遴选工作。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京召开，学部正式成立，当时共有学部委员233人，其中，参会的学部委员有199人。此后，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和酝酿，1993年10月，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工程院。1994年，中国科学院向全体学部委员发出通知，正式将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来看，其评选的对象主要是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地学、农林、土木工程等理工类学科，缺乏对人文社科类学科的遴选。目前，部分高校虽然自行设置了文科资深教授制度，但其地位和影响显然无法与从国家层面开展评选和认定的院士制度相提并论。因此，为进一步激发人文社科领域相关学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繁荣我国人文社科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国家亦可考虑设立文科院士制度，这既有利于激发不同学科学者的积极主动性，也有利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
（注：本章部分内容来自张玥的博士论文《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研究》。）
(1) 柯伟林、林乐兰：《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到国家旗舰大学》，《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第1页。
(2) 张玥、王运来：《全面抗战时期国立大学发展与校长管理风格的分析与启示》，《当代教育科学》2018年第8期，89页。
(3) L.A.珀文、周榕著，陈红等译：《人格科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3页。
(4) 《温家宝总理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征求科教文卫体界代表意见座谈会侧记》，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0905349.html，2010年2月2日。
(5)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6) 钱谷融：《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序。
(7) 李响：《西南联大：清华最贫穷也最“富有”的时光》，《文史参考》2011年第8期。
(8) 《言论》，《读者》2002年第5期，第43页。
(9) 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10) 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135页。
(11) 王东杰：《任鸿隽执掌四川大学》，四川大学档案馆：http：//archives.scu.edu.cn/info/1015/1976.htm，2017年1月19日。
(12) 王允斌：《忆雪艇、抚五校长的几件往事》，《校友通讯》1998年第1期，第132页。
(13) 陈俐：《战时期武汉大学教授群体的文化选择——兼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文化选择》，《郭沫若学刊》2004年第4期，第12页。
(14) 冯友兰：《冯友兰自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15) 王开林：《北大“功狗”蒋梦麟》，《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第33页。
(16) 陈远：《大师之道与大学之道——与黄延复谈梅贻琦》，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http：//www.edu.cn.shtml，2004年10月18日。
(17) 张雅晶：《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北京观察》2011第6期，第55页。(https://www.daowen.com)
(18) 罗家伦：《朱骝先先生的事迹与行谊》，《朱家晔先生纪念册》第2册，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19) 肖川等著：《办好学校的策略》，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
(20) 张雅晶：《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北京观察》2011第6期，第54页。
(21) 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319页。
(22) 黄延复：《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人物》1987年第1期，第95页。
(23) 王昊：《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文化选择》，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24) 王开林：《北大“功狗”蒋梦麟》，《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第31页。
(25) 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独立评论》1932年6月27。
(26) 马勇：《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大连：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27) 王开林：《北大“功狗”蒋梦麟》，《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第31页。
(28) 沧浪云：《大漠荒芜——民国文人的悲歌与苦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29) 杨竹亭：《求是校训创始人》，《求是先哲群英传》，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30) 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浙江大学校史稿》，杭州：浙江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第136页。
(31) 郭汾阳：《何谓“大学”》，《中国青年》1997年第 4期。
(32) 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33) 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34) 《竺可桢文录》，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35) 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36) 《竺可桢文录》，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37) 杨东平：《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
(38) 王东杰：《任鸿隽执掌四川大学》，四川大学档案馆：http：//archives.scu.edu.cn/info/1015/1976.htm，2017年1月19日。
(39) 黄秉维：《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40) 竺可桢：《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6年4月25日，第2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