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在教学方面有3个方面的体现：第一，自选教材；第二，自由授课；第三，自由开课和自由选课。除了可以自由进行教学活动之外，西南联大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由于教授们都各有优势，各有擅长，如若出现同一门课几个教授共同讲解的情况，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自由地选择教师。如果说教授们受益于这种教学自由，那么西南联大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南联大教授治校的法律依据。西南联大在具体的学校事务管理中，并未完全依照两个法令来制定学校的组织大纲，而是在组织大纲中赋予教授更多的权利。(32)

西南联大对于政府当局发出的有可能损害大学发展的种种要求敢于抵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如1939年后，教育部三次下令，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统一规定。联大教授会在呈文中对教育部的规定逐条予以批驳，“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明态度“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西南联大以原来的课程设置已取得成绩为由对当时教育当局的要求予以坚决拒绝。1939年《校务会议组织大纲》规定：“校务会议成员包括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会秘书主任，训导长，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教授、副教授互选代表之十一人（每学院至少要有一个代表）。”另外，规定：“校务会议审议的事项包括：本大学预算和决算；大学学院学系的设立及废止；大学各种规程；建筑及其他项重要设备；校务改进事项；常务委员会交议事项。”校务会议明确教授参与的人数，并且教授的参与人数占校务会议的大多数。这些规定给教授参加学校管理的权利和权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民国政府颁布的《大学令》是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个法令，其中就明确规定了教授在治理学校中的作用。大学的评议会和教授会都是由教授组成，教授会是全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委会或执行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只是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机构。(33)西南联大因系战时的合组学校，没有设立评议会，评议会的职能大半由校务委员会取代，一部分由常委会承担。校务委员会主席由梅贻琦担任。西南联大的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建设长也均由教授担任。(34)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具体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教授专门委员会，有权力决定学生入学与毕业；教授成为塑造良好校风的中坚力量，与学生共同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教授主导组织校园和管理学校，教学与管理双肩挑；教授授课自由与管理严格相辅相成，这保证了教学质量；教授凭借良好的学术等方面的影响力，为学校搭建与政府和社会的沟通桥梁。教授治校使得院处长以上领导在教授会、常委会、校务会议中只是普通成员。教授治校维护了学术的自由和独立。教授们为了保证学术尊严，他们设法摆脱来自非学术领域的干扰。教授治校也保证了规章制度更加追逐教育教学的规律，使其更利于学校发展。身在教学一线的教授们讨论制定的规章有利于促进学术的发展及学校学术地位的提高。(35)

在乱世办学的时空背景下，教授治校堪称是西南联大辉煌成就的法宝之一，它已经成为渗透进西南联大骨子里的精神和风格。西南联大校园中最具影响力和执行力的是教授。因战乱而聚集于此的教授既具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曾洗礼于欧美西学，他们堪称中国近现代十分优秀的、具备学术魅力的知识精英。他们既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又对教授治校的模式与理念非常认同和推崇。他们的肩上担负着校园、文化、管理、教学、社会关系等各类事务，不仅担当着本职所蕴含的道义，还维系着这其中的具体运作。这使得教授与高校行政权力的关系自然融合。(https://www.daowen.com)

有学者认为，西南联大的教师经过了自然的淘选，留下来的都是具有真风骨的真大师。这种风骨，使得教授治校在运行层面得以实现，也使得教授的个人学术魅力和精神，在学生之间得以辐射和升华。教授们在战争中执着于学术而不顾个人安危的事迹，给当时的联大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6)不论是金岳霖的沉迷于写作而不顾警报的故事，还是诗人郑敏对西南联大的回忆。这些都体现了西南联大教育的一个最大特点，即学术投入度非常高。而学生对学者个人学术的崇拜，也激发了学生内心对某一专业的热情，启动了学生内在的动力机制，使他们愿意追随大师的脚步继续前行。

还有学者则将联大教授群体的文化性格作为一种理想化、类型化的主观建构，聚焦联大教授群体共有的核心特质和品质，认为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内涵主要包括：精英意识、忧患意识、自由求真精神、独立批判精神。(37)自由、独立、批判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文化性格中的普适性精神元素；精英意识、忧患意识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文化性格中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印记的精神元素；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流为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力造成了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的心理冲突，也塑造了他们独特的精神品格和角色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