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次迁徙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本进攻上海，8月14日，侵占台湾的日本木更津航空大队首炸杭州，日军在上海至杭州、上海至南京的铁路沿线进行频繁地轰炸。大中小学纷纷疏散、停办或内迁，浙大在日机轰炸中坚持了3个月。11月5日，日军在全公亭登陆，此地距离杭州100多公里。为使学校教学能够继续进行，师生能够安全，浙大专门成立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的主持下积极筹划西迁事宜。与其他学校相比，浙大没有搬迁到中部大城市，一方面避免给重庆、武汉等城市造成资源紧张；另一方面搬到僻静的乡村，能够使得内迁后的大学与中国内地的开发相结合，有利于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治学环境，更利于教学和科研，教书育人，培养更多的学生。随着西迁，浙江大学在浙西、赣南、桂北、黔北的乡村和山区，一路播撒现代科学文化的种子，更多内地学子接受高等教育，开启内地民智。浙江大学的生源原来主要来自苏、浙、皖，随着办学地点的变更，生源扩大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省，也面向全国各地招收流亡学生，逐渐发展成为一所全国性的大学。

一迁浙西天目山、建德县城。为使一年级新生能安心学习，竺可桢校长亲自实地考察浙江天目山禅院寺，租借禅源寺部分屋舍，作为教学和生活用房，于1937年9月20日开学，将一年级新生暂时安排到远离城市的天目山禅源寺上课，天目山一年级分校办了3个月，于11月底全部到达建德与大部队会合。在天目山从9月20日至10月30日，因警报而不能上课的时间达到16%，但浙大师生在日机的轰炸下，仍坚持上课3个月。建德县城距离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地处山区，经济相对落后。浙大师生连夜乘船于11月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搬运图书仪器。19日复课，虽然条件艰苦，但教学却丝毫不松懈，两个月后结束了一学期的课程。建德县城没有报纸，抗战方面的消息传播相当延缓。浙大情报委员会在此出版《浙大日报》，张贴在街头，以期唤醒民众。少数热血青年，离开课堂，走向前线。此时，战火仍在继续扩大，日军占领上海后步步向南推进，12月24日，杭州陷落，浙江省政府离开杭州迁往浙江南部，此前浙江省教育厅已宣布省立学校疏散，因此，浙大附设高工、高农两校不得不忍痛遣散。竺可桢意识到建德不是久留之地，便亲自赴赣考察校址。竺校长考察后即刻召开特种教育委员会，“决定提早迁赴吉安。因照原拟寒假中迁往，如是则学生课业无妨碍而吉安方面之房屋亦可从容预备……故不得不先迁也，即派人赴玉山接洽车辆，以便定期停课”(2)。

再迁江西吉安和泰和。杭州沦陷后建德县城内警报日多，浙江大学全校师生再度踏上征程。这是最困难的一段旅程，但组织井然有序。家属妇女和女同学先行，教职员工继后。男同学分队行动，每队都有导师带队。沿途接洽舟车，准备食宿，以及运送图书仪器和行李物品，都有专人负责。首批师生到达金华，正遇上日军轰炸，风雨天，金华市民逃避一空，师生无处膳宿。一部分师生在风雨中集结，攀登难民车或兵车，坐敞篷车的学生，因车小人多，无法躺下睡觉，只得把腿裹在被子里，忍着寒冷和饥饿，背靠背闭目养神，夜间结霜，全身冻僵麻木。从建德到吉安，行程752公里，耗时25天，战时紧张，浙赣铁路客货车已停运，大部分学生沿铁路步行，数日未得安睡，学生倒卧于干草中即呼呼入睡，平均每天行程30公里。押送图书仪器的师生，在风雨中将校产图书仪器装上30多艘民船运送金华玉山，而后全校师生乘火车到江西樟树，再乘舟至吉安。这一路极尽颠沛流离，所幸人员物资都无损。师生到达吉安，正值吉安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两所学校放寒假期间，学校就借用这些校舍进行期终复习和期末考试。稍作休整后，继续南迁，分水陆两路南行40余公里，于1938年3月来到泰和县以西2.5公里的上田村。上田村偏居乡野，毫无战事景象，浙大即落脚于大原书院、华阳书院、乡绅的藏书楼和宗祠，数百学生的教室、宿舍、教职工的住宅则分散在乡村各处。同学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书声不绝。各院开设的实验和课业因要补足之前所缺数目，都比从前增多，无论师生工友一律都自觉延长工作时间。大环境如此纷乱急迫，小环境却有条不紊。1938年夏，九江失守，战火蔓延到赣北，浙江大学被迫第三次迁徙。在竺可桢校长赴桂北勘察再次搬迁校址之际，竺可桢校长的夫人张侠魂女士和次子竺衡相继病逝泰和。(https://www.daowen.com)

三迁桂北宜山。浙大决定学生每人发20元路费津贴，教职工中月工资在30元以下有眷属的发津贴40元，押运图书仪器的师生路费由学校支付，每天津贴膳食费1.5元。1938年8月13日，首批教职工离开了生活半年的泰和，出发前往广西宜山。8月19日，图书仪器装船起运，沿水道赣粤间入桂，受学校委托负责押运图书、仪器的教授、校工和20名学生，将26吨计300件行李装船起运，沿赣江逆流而上，上游水浅，师生时而帮船夫拉纤，时而推船。船行两月，方至广东曲江。此时，广州突告陷落，浙大货船遭空袭，遇触礁，险象群生，经过无数磨难，才将全部图书仪器运至宜山。另有400余件图书仪器，于夏日启运，翌年春天方抵宜山。8月30日，教职工启程，途径赣州、大庚、南雄、韶关、茶陵、衡阳、桂林等地，9月15日，首批女生出发。(3)经过40多天长途跋涉，师生们于1938年10月底陆续到达广西宜山。11月1日，开始上课。他们以当地原工读学校、文庙、会馆等为办公场所和教室，另搭盖草屋为临时教室和学生宿舍。宜山地处桂北，环山急流，气候恶劣，宜山昔称“蛮烟瘴雨”之乡，浙大师生在此经受了生死考验。一是疟疾传染，两个月中，患病者达146人，其中恶性疟疾占77%，三分之一的学生感染此病，有的学生、教职工家属甚至丧失生命；二是敌机轰炸，1939年2月5日，18架敌机投弹118枚轰炸浙大校舍(4)，二年级全体学生的物资被炸得一无所有，迁校所带的唯一一架钢琴也被炸毁，师生及家属中有两名学生、一名校工轻伤，幸无伤及生命，但物质上遭到很大损失。1939年底，南宁失陷，宜山天天警报长鸣，浙大在宜山办学一年后，被迫作第四次搬迁。师生们的吃穿住行极为艰难，甚至在吃方面实行“蜻蜓点水”和“逢六进一”制，在这种情况下，师生们仍勤奋教学，各年级的课时安排都按原定计划完成，各项实验也不放松。史地、化学、教育、园艺等系师生还根据地方实际进行考察研究，写成研究报告。在迁离宜山之前，特在文庙《宜山县城城池图》碑旁，立《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石碑，由竺可桢校长亲自撰写碑文，以留作永久纪念。1938年8月，浙大增设师范学院，设有国文、英语、教育、史地、数学、理化等学系。次年8月，分文理学院为文学院和理学院。文学院设中文、外文、教育、史地等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系。同年，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另设史地教育研究室。工学院的机械、化工两系各开设双班。5月，农艺系农业化学组扩展成农业化学系。

四迁贵州遵义湄潭。对于第四次的迁校地址，竺可桢四处考察，综合多方面条件，决定落脚于贵州遵义湄潭。遵义地处黔北交通要道，北通重庆，有娄山屏障，南接贵阳，有乌江天险，名山胜水，雄踞要冲，辖区面积3万余平方公里，浙大也因此得以在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赢得了七年的宝贵发展时间。遵义当地政府对浙大的到来表示非常欢迎，协助解决物资运输、经费、校舍、口粮等问题。1940年1月9日，浙大接到教育部同意后正式全面迁校，时值隆冬，浙大师生顶着恶劣风雪天气赶路并协助学校搬运图书、设备仪器。到达遵义后的2月即开始上课，5月湄潭分部校舍落成，12月永兴分部可接纳学生。2月9日，一年级和先修班学生361人在青岩分校开课，2月22日，其他年级学生在遵义开课。1940年底大体安定下来，总体布局是：遵义设校本部，有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组，湄潭设有校分部，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组，湄潭永兴另设一年级（此前一年级暂设贵阳青岩），1939年4月始设于浙江龙泉的分校，其学生读过一年级后，也转到遵义、湄潭继续学业。校舍分布在遵义县城和湄潭县城，多用祠堂、中小学、会馆等作为校舍，教授们大多租用民房作住宅，分散在城内各处。遵义时期，毕业生人数合计为1857人。(5)1941年8月，设工科研究所化工学部。次年7月成立研究院。8月，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经济学部。1944年8月，工学院增设航空系，1945年8月，增设法学院，设法律系，1946年8月，设医学院。遵义时期，国立浙江大学还开始了研究生教育。1941年9月，文科研究所史地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和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学部招收研究生17名。1942年7月，在3个研究所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国立浙江大学研究生院，著名冰川学家施雅风于1944年在国立浙江大学取得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