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通才教育

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应该兼顾通才教育与专业教育，但通才教育是基础，专业教育应建立在通才教育的基础上，文理并重，打牢知识结构的基础。初到浙大履职，他发现一年级分系科设置专业课程，而中外历史、地理、国文等基础课无教授讲课，这让竺可桢感觉非常不妥当。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主要是为学生开辟治学起到启发和引导作用，不宜过早分设系科，在一年级即接受专业教育，学生视野狭隘，所学仅限于本学科的知识，不利于学生今后更长远的发展。竺可桢认为“若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9)，他到任后即建议筹建史地学系和中国文学系，史地学系当年就成立，聘任王驾吾、祝文白两位教授来浙大，增强中文的师资力量。在他的推动下，浙大成立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由郑晓沧、胡刚复、李寿恒、苏步青、吴福桢5人为委员，这一重要措施有力地推动了通才教育的实施。竺可桢还力主教授宿儒给一年级学生上课，把最优的师资派到教学一线，增加通识教育课程，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大学一二年级中，工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不限院系，庶几智识广博，而兴趣亦可盎然”(10)。此举目的是沟通文理，使学生能够文理兼修，一方面拓宽学生的学科视野，到高年级开展专业学习的时候，能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融会贯通之效。另一方面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广博而扎实的文理基础，学科知识的融通，培养批判性思维，培养复合型人才。在一系列教学改革后，学生基础拓宽，知识面拓广，“理工科学生经常选修唐诗宋词，并且进行创作，文学院学生也有选修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等课程，院与院、系与系的联系增多了，加强了横向交往”(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