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是高校发展的保障

抗战时期的大学外部环境是大学发展不可忽视的条件因素。抗战初期延续了战前的民主风气，国立大学发展仍然比较自由，政府对大学的干涉也很有限，如关于抗战时期大学办学方针的讨论就是具体的例证。各大学校长和军界、政界人士对抗战时期的大学办学方针有不同看法，并且为此引发了一场社会争论。这场争论表明，当时的社会环境言论自由，有识之士皆可各抒己见；同时，这场争论的结果以国民政府与大学校长立场达成一致为结束，最终以“战时须作平时看”来保证大学办学的学术性标准。另外，对于大学校长的办学经费要求，政府一般应允，如罗家伦就任国立中大校长时提出的经费要求，甚至后来决定打造“玫瑰色的甜梦”而需要的庞大经费开支都获得了国民政府的支持。抗战初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只是给予大学整体性的规划与指导，涉及如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的管理、教师的选任与聘用、学生的发展等事关大学内部管理的方面，大学校长具有很大的自主权。甚至是大学内迁的具体地点选择、办学方式等，几乎都由大学自行设计，这就赋予大学校长极大的施展舞台。当然，大学方面也增加了一些军事学课程，加强了战时学生的体育训练，加强了实科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以此作为大学与社会互动的积极表现。总体而言，大学发展的外部环境是良好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是和谐互助的，政府尊重大学和大学校长，大学也为战时社会服务。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国民政府的应接不暇，以及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加速，大学的经费难以获得保障，大学师生的生活更是无以保证。反而，由于战争的侵袭和进步思想的活跃，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对大学的控制，如国民党CC派系欲在大学增设训导长一职，政府规定大学每周一是官方的“总理纪念周”等。但恰恰就是由于战乱，大学内迁导致国民政府很难对国立大学进行直接控制，加之各国立大学校长都是中西并蓄、具有“双重身份”和社会声望的大家，因此，国立大学的发展仍然较为自主。如各校坚持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将通识教育结合选修制、导师制来具体落实，将官方规定的“纪念周”改为学术演讲会，抵制国民党政府官员进驻大学，允许学生成立自治会、发展进步社团，等等。甚至在多次学潮中，校长们都身先士卒，以己之力保证学生的安全。可以说，在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的无力顾及和大学校长的品格魄力成就了大学的进一步发展。(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