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
为方便管理，尤其是协调三校的教育教学、师资队伍等资源，西南联大成立了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常要”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的常务委员会。(5)其中，蒋梦麟深受蔡元培的影响，对北大的通识教育精神最为了解，因而也成为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的重要支持者。而在办学中，张、蒋二位校长实际上并不参与，因此也为主政的梅贻琦全面推行其通才培养的办学思想提供了极大便利。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思想源于西方，就连梅贻琦也承认“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同时，应“明明德”的要求，将大学的培养目标定义为培养适应社会并能够为社会做奉献的“新民”。(6)由此也逐渐使得通识通才教育思想在其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落地，并逐渐成为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办学逻辑：打好广博基础，进而精益求精，一方面为成为“通才”做准备，一方面为学生未来发展和成为“专才”奠定基础。(7)
梅贻琦认为，通识教育是通才培养的主要手段。首先，“通识”是为“一般生活之准备”，“通识”有“润身”和“自通于人”的功能，因此“通才为大”，偏重专科和专通并重都不可行。“通重于专”才符合教育规律。其次，大学任务“在通而不在专”，大学教育“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而不是“以（大学）四年之短期间”达到“通识之准备”和“专识之准备”兼具。因此，从事大学教育者，“诚能执通才之一原则”，坚持“才不通则身不得出”，则通才教育方能起效。梅贻琦还认为，大学在教育教学上应该坚持“通识为本”和“专识为末”理念，全面系统地实施通识教育。(8)他指出，“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9)，因此必须采取通识教育，对学生进行“知类通达”通识教育，方可培养“新民”(10)。基于通才培养的院系设置，通才教育理念更注重基础课程的学习。我们还可以从西南联大的院系设计中窥见梅贻琦通才培养的思想，“大学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据通之原则者也”(11)。
西南联大在具体实践中，充分贯彻了这一思想，只设立了领域涵盖较大具有“大类培养”色彩的文、法商、理、工4个学科大类的学院和专属性较强的师范学院，并依据学科划分总计下设26个学系（其中包括师范学院的7个系）。西南联大重视通才造就，因而在下设的学系内，并不设立专业，仅设立了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根据社会需要和师资与设备情况，在四年级设置内容有所侧重的若干专业组，由学生自主选修学习。例如，土木系设有结构工程、水利工程、铁路道路工程和市政及卫生工程4个专业组；电机系设有电力和电讯2个专业组。机械系必修课程则侧重于动力工程。由于负担全院公共必修课的任务较重和设备条件原因，机械学系下面未再设置专业组，只在大四年级先后开设了25门任意选修课，供学生自行有所侧重地选修，以利于毕业后工作或继续深造。(12)
从学生入学与毕业情况来看，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对其毕业生成就的积极影响十分深远。早期西南联大的学生，都是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综合素质高。1938年后，由于报考联大的人数较多，且多属高分段学生，因而学生质量在全国范围内仍位列前茅。尽管战时交通困难，家庭经济情况困窘，西南联大的光环仍极大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有的学生宁愿放弃其他大学的学历，也要重新报考西南联大。也有仰慕联大的学术水平而转来的学生。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6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2500余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包括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位院士，西南联大人占26名；院士里最年轻的3位，陈省身、许宝騄和华罗庚，均为西南联大教授或毕业生。首批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5位华裔——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除了吴健雄出自中央大学，前4人均为西南联大校友。(13)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14)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6人是两弹一星元勋。
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能够深入贯彻实施的原因，与以下几点密不可分。
第一，对通识教育课程的倡导。梅贻琦指出“要造就通才……必须添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教务长潘光旦积极响应校长的倡导，并在教学安排中充分地贯彻这一思想。他主张“大学……前三年为普通教育或通识教育”，因而课程理应按照这一部署进行安排。钱穆也认为“每一学院之课程，应以共同必修为原则，而以选课分修副之，更不必再为学系之分别”。通识教育思想对西南联大的课程安排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烘托了西南联大校园内通识教育的氛围。(15)
第二，学院层面主动推动通识教育。西南联大校友曾说：理学院院长吴有训主张学生知识面要广，要求学生多选外系的课程。如果学生选的全是物理系的课，他常不同意，要学生改选唐诗、逻辑等基础性的课程。化学系主任杨石先带头讲授基础课，为本系学生讲授“普通化学”“高等有机化学”“药物化学”，为师范学院讲授“普通化学”。(16)
第三，教师群体对于通识教育的积极支持和主动践行，成为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的一个亮点。(17)教师群体在潜意识中形成了通识教育的“共识”，并有效引导学生接受通识课程。由于教师群体对通识教育的认同度相对较高，使通识教育在西南联大得到了深入开展。闻一多希望学生读书、认真读书、有计划地读书，“广博”与“扎实”是对学生的基本学习要求，这既开阔学生眼界，也是“做学问的根底”；他还认为，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仅就管窥蠡测之智来改造社会，“恐终于万言不值一杯水耳”。(18)雷海宗也认为教育应该培养“通人”，必须实施通识课程。(19)西南联大通识教育意识较强的教师以美国和英国留学者较多，由此也为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提供了重要支持——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97位留美，18位留英。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中有20位留美。
第四，西南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非常严格，并设有一年级学生课业指导委员会。一年级结束时，有些系规定，某一两门基础课，成绩达不到某个标准（70分或65分不等）不能进入该系二年级。所有课程没有通过，按规定不能补考，必须重修。学校对基础课教学力量的配备也十分重视。大一、大二的基础课程，安排知名教授任课。教授严格要求学生学习，考试评分严格，不及格率很高(20)，如电机系的“电工原理”很难及格，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够顺利完成低年级的基础课程随班升级。除理论要求，实践动手要求也很高。如化学系的定量分析试验，实验数据达不到一定精度，必须重做。虽然与理、工学院的训练方式不同，文、法学院主要利用大量的参考书、课外书，要求学生通过大量广博的阅读进行无止境地学术探索与追求。专业范围广，基础课程规定严，使得西南联大学生能够得到扎实的科学训练，强化应变能力，更有利于未来发展，经过再学习，还可以针对边缘学科、新学科进行学术研究。(21)
第五，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以必修基础课程为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分制基于其学制展开。除师范学院外，本科学制为四年，师范学院学制为五年（一年实习）；师范专修科为三年；工学院的电讯专修科一年半结业，有短训班性质，后改为两年制。先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一年，主要是复习高中功课，成绩优秀者免试升入本科。各系有别，相差不多。总学分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必修，三分之一是选修。第一年，不管文理法工各科系的学生，都是先修大一语文、大一英文、中国通史、逻辑学和一门自然科学共30个学分都是必修的，目的是为了打基础。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需要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科学常识和正确的思维方法。学校实行学分制，规定学生在校必须学习4年（师范学院为5年），因此又称学年学分制。学生在4年中修满132学分（师范学院为156学分，法商学院法律学系和工学院各系另有规定），党义、体育、军事训练及格，缴清规定之一切费用，经审查合格，方得毕业，并授予学士学位（毕业论文2学分，作为必修科目选习）。成绩计算采用百分制，以60分为及格。不及格的课程不得补考，不给学分，以零分计算。(22)
第六，西南联大通识课程充分继承和发扬了兼容并包的精神。这种包容的精神对于文法类基础学科极其重要。联大汇集教授专家于一堂，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使得它成为勇于自由探讨学术的论坛，不同学术主张的专家同台切磋。这种氛围不仅调动了教授任课的积极性，而且也使学生大开眼界，培养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如中文系开设的中国文学专著选读从《诗经》《尚书》《楚辞》，直到若干家唐诗共25种；有的专著有两位教授先后或同时讲授，风格各异。再如外文系开设有国别文学史和断代文学史11种，各种类型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12种，作家和作品研究12种。(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