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调整与优化
从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来看，主要是省级层面的教育厅和市县层面的教育局或教育科等。
（一） 教育厅的运行与调整
根据1931年3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省政府行政组织采取委员制，其中教育厅为省政府下设的五厅（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之一。厅长由行政院就省政府委员中提请国民政府予以任命，为简任，并由其作为管理全省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综理厅内事务。根据上述组织法之规定，教育厅的职权主要涉及以下5个方面：其一，关于各级学校事项；其二，关于社会教育事项；其三，关于教育及学术团体事项；其四，关于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等事项；其五，其他有关教育行政事项。(56)
由于教育部没有规定统一的教育厅办事细则，而是将其交与各省自行制订，由此使得各省教育厅的内部结构不甚统一，所设科室及内部职能亦有所区别。但从各省基本情况来看，多数教育厅设有秘书处、编审室和督学室。其下设四科，各科设科长一人，负责处理本科事务。其中，第一科管理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留学事务等。第二科负责初等教育、义务教育和幼稚教育等。第三科负责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等。第四科负责总务等。此外，为适应相关工作需要，教育厅还设有各种委员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因很多省区战事吃紧，大部分精力需要集中于军事及相关事务，因此，国民政府规定各省区的教育行政机构可根据战事需要自行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省区的政府机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裁减，省教育厅的建制也发生了变化。部分省区取消了教育厅的建制，而将其职能精简后划入其他政府机构；也有部分后方省区因工作需要而进一步充实、扩大了教育厅的建制和职能。(57)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教育厅制又恢复统一。省级教育行政体制逐步走向常规化发展。
（二） 教育局（科）的运行与调整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并未统一制定县政府的组织法规，当时全国县级教育行政机构大多沿用教育局制。根据1929年6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县组织法》第16条之规定，由教育局掌管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馆、公园以及其他社会文化事业等。同时规定，如果要缩小范围，可呈请省政府同意，将其附设于县政府内。由此，进一步统一了各县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及其建制。及至1933年，国民党第二次内政会议做出了“县政府以一律设科为原则”的决议，对此，各地教育界人士普遍认为有所不妥，而是主张进一步充实、完善已有教育行政体系，同时，倾向于维持原有教育局制度不变。但随着1937年6月27日《县政府裁局改科暂行规程》的颁布，使得教育局走上了裁改之路。(58)
为进一步加强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国民政府从1939年开始推行新县制。在新县制的行政层级结构中，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县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科，分别掌理各项事务。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各县教育行政机构由局改科。从此，县级教育行政力量大为削弱。(5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分别于1947年和1948年发布训令，要求县政府及各省酌情恢复设置教育局，并尽可能地在可能设局之各县进行增设。(60)
有学者指出，“民国时期中央教育部——省（市）教育厅——县教育局（科）的三级管理体系，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既有适应和促进的一面，又有制约和滞后的一面。民国教育行政制度在形式上明显具有管理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色彩，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一党专政的政治模式，却使教育行政机构难以按照教育管理自身的规律运转，难以实现教育管理的现代化”(61)。对此时期国民政府实施的举措进行了较为恰当、中肯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一些高等教育的相关政策、文件和举措来看，其在很多方面是适应当时战时状态的实际情况和社会需要的产物，部分举措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达到了预期目的。但在相关举措的实施过程中，国民政府将政治控制强加于教育之中，引起了很多仁人志士和进步师生的排斥与不满，这不仅造成了相关举措的虚化、弱化和实施过程的扭曲，而且造成了实施结果与实施目标的偏离，影响了相关政策、举措的实施效果。由此也影响了很多学者对相关政策、举措的评价与认识。因此，对此阶段实施的相关政策和举措，我们应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理念，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空间和时间维度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还其本来的面目，并将其优点和先进经验与做法进行现代化的迁移，以使其在当前的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绽放自身的光芒，彰显自身的价值。
(1)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400、1428、1455页。转引自田正平：《关于民国教育的若干思考》，《教育学报》2016年第4期，第102—111页。
(2) 徐传德主编：《南京教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2页。
(3)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41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页。
(4)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9—132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页。
(5) 罗元铮总主编：《抗战烽火》（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
(6)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44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页。
(7)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49—151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404页。
(8) 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409页。
(9)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9—132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页。
(10)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7—128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页。
(11) 徐传德主编：《南京教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0页。
(12) 吴文华：《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的职业教育》，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4页。
(13)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
(14)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62—164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413页。
(15)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5—146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393页。
(16) 陈鹏、苏华锋：《略论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特点》，《理论导刊》1999年第6期，第46—47页。
(17) 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
(18)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5—146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19) 罗元铮总主编：《抗战烽火》（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307页。
(20)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41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21) 《教育部公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章程》，《教育通讯》1940年第3卷第21期。转引自高耀明：《民国时期高校招生制度述略》，《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第69—74页。
(22)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262页。
(23) 宋秋蓉：《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发展的政策环境》，《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第99—106页。
(24)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43—348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25)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43—348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26)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43—348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28页。
(27)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43—348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28) 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29) 罗元铮总主编：《抗战烽火》（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
(30) 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116页。
(31)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26—27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6页。
(32) 孙秋实：《民国时期教育视导制度的再审视》，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6页。
(33) 沈卫威：《民国部聘教授及其待遇》，《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73—89页。
(34) 黄季陆：《抗战前教育政策与改革》，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版，第164页。转引自刘振宇：《论民国时期高校导师制的施行》，《高教探索》2012年第6期，第94—99页。
(35) 罗元铮总主编：《抗战烽火》（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36) 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411页。
(37) 《竺可桢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38) 霍东娇：《中国百年师范教育制度变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35页。
(39) 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7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40) 王瑜：《近代教育法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8页。
(41) 转引自霍东娇：《中国百年师范教育制度变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46页。
(42) 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72页。
(43) 霍东娇：《中国百年师范教育制度变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82页。
(44)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57页。
(45) 胡金平主编：《中外教育史纲》，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
(46) 转引自骆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立法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17页。
(4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5页。转引自秦凌：《民国时期教育立法研究（1912—1949年）》，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0页。
(48) 秦凌：《民国时期教育立法研究（1912—1949年）》，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0页。
(49) 朱从兵：《教育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6—97页。
(50) 罗元铮总主编：《抗战烽火》（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51) 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5—98页。
(52) 安树芬、彭诗琅主编：《中华教育历程》第24卷，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9、3520、3530页。
(53)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页。
(54)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23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55)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7—23页。转引自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91页。
(56) 黄仁贤编著：《中国教育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10—411页。
(57) 黄仁贤编著：《中国教育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11页。
(58) 黄仁贤编著：《中国教育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12页。
(59) 苏国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教育政策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9—130页。
(60) 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新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26页。
(61) 黄仁贤编著：《中国教育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12—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