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治校有方

西南联大对于“权者干权事，能者干能事”这一管理理念，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和执行。梅贻琦认为，校长不是官，西南联大常委也不是官，学校不是官府，官场习气不可进入学校。他以学校大局为重，对于国民政府的命令、指令和训令，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抗战的就执行；否则就变通执行，甚至进行抵制，以维护教育和学校的尊严。(41)这种权能分开的模式，使西南联大相对独立，减少外来干扰，师生可以专心研究学术。

在许多重大的办学举措上，梅贻琦采取“吾从众”方针，认真听取教授、学生意见。他从不独断，让校务会议成为学校的决策机构。教授们组成的聘任委员会成为除了常委会和校务会议之外，第三个参与学校行政管理的机构，负责全校教师的聘任工作。西南联大由于施行了民主治校，教授在学校中享有较高地位，这也调动了教授们的工作积极性。吴泽霖曾说：“当时，所谓‘教授治校’确曾有效地起到过‘挡箭牌’的作用，它维护了纷乱政局下学校的独立自主，抵制了外来的政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团结。梅校长到校后，清醒地看到，在当时的清华，要把权力集中到校长一人身上，是行不通的。因而重大的校务都经教授会讨论。”(42)(https://www.daowen.com)

这种人本主义教育管理思想，可以从梅贻琦在其《大学一解》述论中窥见一二。“当今中国的大学教育，追溯其源流的话，实际上自从西洋复制移植以来，顾及制度是一回事，而精神又是一回事，就制度来说，我们中国教育史中固然未曾见有形式相似之处，就精神来说，人类文明的经验大致都是相同的，因而有些是可以相同的。”(43)我们还可以从梅贻琦和潘光旦联合撰写的《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一文了解这种管理思想的真谛：“近代西洋从事于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或只靠专家，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44)首先明确管理即是组织人才，即人尽其才，接着讲明组织人才（即管理）的重要性，为了提高管理水平、管理效率，必须建章立制，以制度管理人，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在数量和质量上发挥最大的效益。这种中西合璧的教育管理思想在实践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培养了一批国际学术大师。(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