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忘爱国，共赴国难
浙大学生在“读书不忘抗战，读书不忘爱国”思想的影响下，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备战工作。正如校长竺可桢所述的大学要成为“海上灯塔，社会民心”(37)。
早在杭州期间，浙大就联合杭州各教育单位出版《抗敌导报》，每五日出一期。文学院教师撰文主编《国命旬刊》，宣传抗战的意义。学生出版《每日壁报》《抗敌三日刊》和《浙大学生战时特刊》，并开展多次募捐、救济、慰劳、义演、宣传等活动。
因建德、泰和相对偏僻，消息闭塞，没有报刊及时传播时政消息。为改变这种情况，浙大组织了情报委员会，出版《浙大日报》。由学生和职员二人收听、记录、编写、刻印，并在当地出售，深受当地群众欢迎。竺校长特为《浙大日报》增刊撰写了《百期纪念感言》：“《浙大日报》是在中华民国全面抗战以后出世的，是在我们浙江大学颠沛流离中产生的，《浙大日报》之所以刊印，并不是偶然，而是适应环境的需要。我们学校一迁建德，再迁泰和，建德与泰和统是没有日报的地方，而在全民族热烈抗战的时候，前方战场的消息，国际形势的变态，我们全校人士，刻刻关怀，莫不以先睹先知为快。所以学校虽在困苦颠沛之中，而《浙大日报》呱呱坠地之后，不但能继续维持，而竟能逐渐扩充篇幅，在极短时期以内，给我们以精确的消息……《浙大日报》不但给我们以最近的新闻，而且时时促进我们的自省……”
在搬迁至广西宜山时，有20名学生自发组织了步行团，以鲁迅名著《呐喊》命名为“呐喊步行团”。竺可桢对学生这一行动十分支持，在出发前赠送学生地图、指南针，以示鼓励，并勉励学生沿途采访考察民情，宣传抗日，锻炼体质。这是20世纪30年代末大学生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实践探索。步行团于9月中旬出发，沿途访问各县商会，参与各地欢送征兵宣传大会，与其他剧团开座谈会，还登台演出，宣传抗日，对赣西北、湘西和桂北的民俗和人民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体验。步行团历时40余日，行程千里，终于到达目的地广西宜山。(38)
宜山期间，师生们虽然生活困苦，但爱国的宣传活动十分活跃，师生们数次举行义卖活动，并将义卖所得捐献抗日。竺校长将夫人所藏珍贵物品捐献义卖，浙大学生排练《自由魂》等戏剧，以义演所得，作为抗日宣传活动之用。同学们还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宾阳、武鸣至南丹前线，设站救护伤员，并沿途宣传、歌咏。
西迁至遵义湄潭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浙大师生也先后多次组织捐资抗战。在学生会的发起下，浙大全体师生、家属积极开展给前方将士募捐活动，竺可桢校长带头捐献结婚戒指，用以制作劳军物资。1944年12月3日，十三军和九军奔赴前线路经遵义，师生们早上5点就起床，将募集来的16万元买包子、香烟及生活用品送给每个战士。浙大学生两次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直接参加抗日。独山失守后，学校还一度配置了武器，准备与当地民众一道打游击，武装护校。相继成立了许多进步团体，浙大的黑白文艺社自1940年起在遵义、湄潭开展活动，在湄潭设立了小型的图书室，成立了读书会等组织。黑白文艺社内设文艺、哲学、政治经济等学习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和其他进步著作，经常举行座谈会、讨论会，它是浙大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进步组织。学校广泛开展各种各样的抗日文艺活动，浙大学生建立了许多进步文艺团体组织，如浙大剧团、塔外画社、质与能自然科学社等(39)，排演抗日话剧，上街演讲和开展歌咏活动等，推动抗日救亡活动持久深入地开展。
从1937年9月至1940年2月，浙大师生踏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胜利结束了“文军”的长征。浙大德文教师米歇尔（F.Michael）亲自参与了浙大的西迁，他在《前进中之浙江大学》一文中写道：
此行使本校离开一个有约商埠，而再回到中国怀抱中。此为昔曾酝酿于抗战之前，今得新的刺激之一种运动的象征：回到中国自己的昔日文化中，以求自中国历史和文化里面，获得复兴的必要力量。……所有这些工作，给予大学教职员以新的经验和新的观念。当然对于学生们，也同为一种经验，他们有许多是来自大都市中，于他们未来此目击之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长征使他们是比较成熟了。他们于经行之中，得见乡郊之美，得知乡民困难和问题之所自，他们得观感于战事经历中之惨痛，他们且曾置身于艰危之中。由之，遂增长同舟共济的精神，以至原有的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亦与前异。共同的灾难的精力，使大学变成一个大家庭。校中经费窘迫，教职员工薪俸大打折扣，然皆视为抗战必有的结果，乐于接收，曾无怨怼。(40)
与抗战时期其他学校不同，浙江大学并没有搬迁到武汉、重庆等大城市，避免形成内迁大学过于集中于大城市。大城市资源紧张而又目标明显，而选择搬迁至那些从未接触高等教育的城镇，乃至乡村山区，可以传播科学文化，开启民智。浙江大学随着战事的发展，分四次逐步向西南搬迁，最终在黔北山区落脚，找到了相对稳定的治学环境，赢得了宝贵的七年发展时间。一方面，保护了学校师生，培养新中国建设的后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两年多的搬迁，在浙西、赣中、桂北、黔北的乡间农村，传播现代科学与文化，使得当地得以文明教化。另外，浙江大学的生源从苏、浙、闽为主，逐步发展为浙、闽、赣、湘、桂、穗、桂、黔等省，甚至招收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从一所只设工、农、文理3个学院的地方性大学发展成为文、理、工、农、医等多学科的全国性综合大学。
至1948年，国立浙江大学共有7个学院、30个学系、10个研究所。其中，文学院设有中国文学系、外国语言学系、史地学系、教育学系、哲学系、人类学系6学系，中文和史地2研究所，另设史地教育研究所；理学院设有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药学系5学系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研究所；工学院设有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土木工程学系5学系及1个化工研究所；农学院设有农艺学系、园艺学系、农业化学系、植物病虫害学系、蚕桑学系、农业经济系、森林学系7学系及1个农经研究所；师范学院设有教育学系、国文系、史地学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6学系及国文、数学2个专修科和教育研究所；法学院设有法律学系；医学院不分系。(41)
西迁过程中，浙大师生人数不但没少，还有所增加。据1937年10月统计，有学生633人，随校西迁学生共460人。至1941年6月，在校大学生1486人，研究生13人，先修班学生40人。1946年10月，在校大学生2243人。1941年6月，教师210人，职员165人。1944年，全校教职工人数42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44人，讲师38人，助教110人。至1946年，教授、副教授、讲师共201人，助教108人，职员136人。
(1) 《一支“文军”的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西迁的故事》，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http：//www.news.zju.edu.cn，2019年2月1日。
(2) 《竺可桢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3) 李曙白、李燕南等编著：《西迁浙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4) 马嘶：《1937年中国知识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5) 陈遵平、林茂前主编：《浙江大学西迁遵义办学77周年纪念文集》，重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6) 张彬：《倡言求实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8—300页。
(7) 竺可桢：《大学生之责任》，《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8年。
(8) 张彬：《倡言求实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8—300页。
(9) 《竺可桢》编辑组编：《竺可桢传》，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9页。
(10) 傅国涌：《竺可桢—校长生涯十三年》，《教育论坛》2006年第2期，第59页。
(11) 张彬：《倡言求实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8—300页。
(12) 竺可桢：《大学生与抗战建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00期特大号。
(13)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试行大学区制，东南大学更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https://www.daowen.com)
(14) 竺可桢：《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48期。
(15) 竺可桢：《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48期。
(16) 竺可桢：《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浙大日刊》，1936年4月25日。
(17) 戟锋：《竺可桢教育思想的特色探析》，《教育文化论坛》2010年第6期，第98页。
(18) 《竺可桢“浙大保姆”》，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http：//www.news.zju.edu.cn/2007/1107/c1127a101677/page.htm，2019年2月10日。
(19) 竺可桢：《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杨东平：《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20) 王玉如：《竺可桢在浙大》，黄秉维编：《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21) 吕锡恩：《从竺可桢日记感受大科学家的精神》，《科学时报》，2002年2月26日。
(22) 谈家桢：《哲人云亡遗风水存——纪念竺可桢先生诞生百周年》，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23) 张淑锵、蓝蕾主编：《浙大史料》（1897—1949），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8页。
(24) 王玉芝主编：《求是之光——浙江大学文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
(25) 任少波、罗卫东主编：《抗战文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7页。
(26) 李曙白、李燕南等编著：《西迁浙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27) 《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28) 李曙白、李燕南等编著：《西迁浙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29) 浙江大学自治会编：《求是桥》，1941年4月1日，藏于浙江大学校史陈列室。
(30) 朱清时主编，余音编：《现代大学校长文丛·竺可桢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14页。
(31) 任少波、罗卫东主编：《抗战文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0页。
(32) 竺可桢：《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1936年2月4日对一年级新生的讲话。
(33) 李曙白、李燕南等编著：《西迁浙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34) Joseph Needham，“Science in Kweichow and Kuangsi”， in Nature， Oct.27，1945， Vol.156.
(35) 《浙江大学之使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53期，1940年8月3日。
(36) 张玥：《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
(37) 张彬、龚大华：《竺可桢的大学理念》，《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2—6页。
(38) 毛正棠、徐有智编著：《中国浙江大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3页。
(39) 陈遵平、林茂前主编：《浙江大学西迁遵义办学77周年纪念文集》，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页。
(40) 米歇尔：《前进中之浙江大学》，载英文《亚细亚》杂志，1939年1月，译文载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5期，1939年3月13日。
(41) 毛正棠、徐有智编著：《中国浙江大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