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庆复学

中央大学的大礼堂是1931年新建的国民会议会场，目标极其显著。1937年8月15日，日机首次空袭南京，便是以中大礼堂为轰炸目标。历史不会忘记，正是8年后的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9日日军再次空袭南京时，集中轰炸大礼堂，投弹7枚，致7名校工死亡。两次空袭后，罗家伦迅速决定，提出两条迁校原则：一、 迁至新校址之处，一定能轮运抵达；二、 迁至新校址之地，在整个抗战时期绝无再作第二次迁校之必要。(19)师生一致认为符合上述两条件的迁校地址，唯有四川重庆。罗家伦校长当机立断，他命中大法学院院长马洗繁和经济系主任吴干二人率队前去重庆勘察校址，自己则与民生公司经理卢作孚洽谈轮运图书、仪器入川的事宜。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慨然应允，愿无偿装运中大图书仪器等至重庆，对大型部件甚至割开仓位进行装载。彼时，又接到重庆勘察人员来电，重庆大学愿将濒临嘉陵江之松林坡空地借与中大营建校舍。罗校长立即派人携款赶赴重庆，营建简易平房，同时，对中大的教师、新生旧生发出通知：一律于10月10日前，至汉口中大办事处报到。这样，10月中旬，中大文、理、法、农、工、医、教育7个学院的新老学生约1500余人，教职工1000余人，加之家属共计4000余人，由汉口乘船分批抵达重庆。(20)

罗家伦在组织全校师生员工撤离南京时，指挥他们将学校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全部装入早就做好的大木箱内，送上民生公司的轮船，顺长江水路撤往重庆。其中包括航空机械系用于教学的3架飞机和医学院用于教学解剖用的24具尸体，以及农学院的部分教学用动物。这些教学所用动物都是优良品种的家禽家畜，或是学校师生多年耗尽心血培育所得，或是国家花重金从国外引进。因数量多，每个动物品种只能迁走1对。(21)中大师生这才明白罗校长在一年前赶制大量木箱的用意，更加佩服他的远见。

时值南北各国立大学都在迁移之中，饱尝艰辛，损失严重。而中央大学一举西迁重庆，1937年11月就已经在重庆正式复课了，成为抗战中教学从未中断，损失最小，秩序最稳定的大学。西迁后的中大分4个部分：重庆沙坪坝本部、柏溪分校、成都医学院和贵阳实验学校。其中沙坪坝本部松林坡，仅是一个小山丘，紧邻重庆大学，占地不足200亩。为了能保证中大迅速复课，整个校舍工程，仅用了42天时间，就建起了一排排低矮的教室和简陋的宿舍。入川后第二年，学生人数激增，罗家伦又争取到沿嘉陵江而上的柏溪建立分校（此地本无名字，罗家伦因此地有山有水而称之为“柏溪”），突击两个月，建起44幢校舍。1941年罗家伦在离开中大时的告别演说中，曾乐观地说：(https://www.daowen.com)

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至局部而未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青年，没有耽误学业，真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