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爱生如子

浙大西迁时代，战火纷飞，民生凋敝，众多学子跟随浙大流亡迁徙，学校就是他们的家，竺可桢就像家长一样保护着他的学生。

学校数次搬迁，环境困顿，交通困难，在艰辛的旅途中，有时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竺可桢校长遇到如此难堪境遇，连忙将自己的床铺让给学生，自己则钻进汽车里蜷缩过夜。

竺校长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1940年毅然请崇尚民主、关心学生生活的费巩教授为训导长，以代替原先由国民党委派的一个反动训导长，批准学生自治会成立《生活壁报》，以保障学生言论自由（1945年，费巩被国民党秘密逮捕杀害后，《生活壁报》改名为《费巩壁报》）。

1941年底到1942年初，在大后方爆发了“倒孔”学生运动，西南联大学生首先上街游行，浙大学生闻讯后便积极响应，决定于1942年1月16日在遵义发起“倒孔”游行。1月15日晚12点后，校长办公室秘书赶到竺可桢住所，告诉竺校长学生准备游行一事。竺可桢认为孔祥熙及孔氏家族的所作所为早已为全国民众所痛恨，学生行动无可厚非，但是，竺可桢不赞成学生上街，一旦学生上街游行，势必遭到军警干预，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天一大早，竺可桢赶到学校，先是召集教授开会，商讨如何劝说学生，同时派人前往专员公署，希望当局派军警维持秩序，不要和学生发生冲突。7点半，他又亲自到学生集合的何家巷大院，劝说学生放弃游行。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竺可桢亲自步行到步兵学校，与步校教育长和遵义警备司令部的张卓交涉，请他帮忙，避免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当学生冲出学校，竺校长又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对学生说：“你们父母把你们交给我们学校进行培养教育，我对你们的生命安全是负有责任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去游行，我带你们去，但是一定要有纪律。”(26)浙大的游行队伍沿街而行，一路高呼口号，顺利进行，学生毫发无损。而竺可桢后来却因此遭到当局的非难，认为他怂恿学生上街游行。教育部和蒋介石侍从室接连发出密电追问，蒋介石本人也大为震怒，发出特急“俭电”，称“浙大学风不良，内部分子复杂”，令步校政治部对浙大的学生行动“秘密监察”。(https://www.daowen.com)

从1942年倒孔运动起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次浙大师生被捕，竺可桢竭尽全力，奔走营救，不遗余力，决不袖手旁观，有不少人是由他亲自从狱中接回学校的。(27)

1949年3月6日，适逢竺可桢60寿辰，竺可桢一再劝阻祝寿活动，表示礼物一概不收，开会一律不到，还在《浙大日刊》上专门刊登：“现值海内鼎沸，同室操戈，民生凋敝，已至极点。学校经费拮据，赖举债度日，同人月所入不足以温饱，同学赖公费以维持菜根淡饭，以致老弱者疾病丛生，死亡相继；幼壮者营养缺乏，发育堪虞。值此之际，马齿加长，徒增悲悯，尚何庆祝之足云。”(28)然而，师生们出于内心的敬仰和感激，由学生自治会出面，召开了祝寿晚会，献上锦旗，上书：“浙大保姆”。学生自治会编印《求是桥》一书，书中写道：“春天再来的时候，我们以无比的快乐来庆贺竺可桢校长六旬诞辰。竺校长在浙大最混乱的时候受命来校，十三年来，经历了十四年抗战的几度播迁、复员的工作，及胜利后四年艰苦的生活。浙大在他的领导下，没有遭到损害，反而更加茁强了。在多次的民主运动中，为了真理，为了同学们的安全，竺校长曾不辞辛劳地为我们奔走，替我们说话。尤其是近年内，由于‘戡乱’所招致的直接后果，学校经费几濒绝境，师生员工生活益形艰难，竺校长更不辞辛苦，四处为我们设法张罗。因此，这一次的祝寿，全校师生工友没有一个人不是发衷心的感谢和热诚。”(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