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教师灵魂说
竺可桢在就职演说中，曾阐明了教师之于大学发展的意义：“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14)“不过要荟萃一群好的教授，不是短时间所能办到，而必须相当的岁月，尤其学校有安定的环境。因为教授在校有相当的年份，方能渐渐实现其研究计划，发挥其教育效能；而且对学校感情日增，甚至到终身不愿离开的程度，这才对学术教育能有较大的贡献。”(15)竺可桢在引进人才方面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没有门户之见，只要是专业学者，一律引进，不计派别。竺可桢认为教师之于大学的重要性在于：“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16)竺可桢刚到浙大时，不少教授对其存有疑虑，因不满竺可桢从东南大学带来的一批同事和学生，如胡刚复、梅光迪、王琎、张其昀等。后来事实证明，竺可桢同样重用浙大原有名师，如钱宝琮、郑晓沧、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张绍忠、蔡邦华、吴耕民等，同时还将因“驱郭运动”而离校的张绍忠、束星北、何增禄等教授请了回来。束星北因个性太强，曾当面冲撞过蒋介石，一些教授因束星北先生性子急躁，脾气不好，几次与人争吵，几乎要动手打人而要求开除或辞退他，竺校长以“我们是用他的学问，又不是用他的脾气，脾气不好可令其改正”(17)为由而拒绝辞退。再如在聘请农学院院长一职上，竺可桢先是聘请在东南大学时的学生兼同事吴福桢担任，经过短期任用以后，觉得吴不适合担任行政领导，决定改由与其素无渊源关系的卢守耕担任。教授费巩，开教务会时，曾当面冷嘲热讽竺校长，竺可桢不予计较。而后，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请非国民党员的他做训导长。(18)这正是竺可桢任人唯贤的具体体现。
二是在选拔时注重学术造诣深厚的专门学者。竺可桢校长想方设法地争聘当时国内外第一流的学者，“决将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19)。不拘一格与任人唯贤是竺可桢的用人风格。“能长时期任教更好，短时期讲学也争取，甚至过路的、私人探访的他也要争取请他们做些学术报告或演讲。”(20)李四光、马一浮、马寅初、梅贻琦、柳翼谋等著名学者都曾到过浙大讲学或演讲。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不久，有人向他推荐被“杭州视为瑰宝”的马一浮先生，于是竺可桢两次上门亲访，请马先生到浙大，另多次托人邀请，且答应了马先生的诸多要求。两年以后，马先生带着许多书逃难，在竺可桢的帮助下来到浙大授课。竺可桢对于真才实学之人的追求可谓是达到了求贤若渴的地步。
三是看中有相当潜质的青年学者。“要发展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21)，竺可桢重视学术造诣深厚的著名学者，更加看重相当潜质的青年学者。在竺可桢的罗致下，当时浙大聚集了一大批资质年轻、学问突出的中青年教授，如束星北、张肇骞等。尤其是1937年秋，当时的生物学术新星——谈家桢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决定回国发展，因他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教会学校），想进国立大学任职，在当时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经胡刚复推荐后，这位年仅28岁的留学生被破格以每月300大洋的高薪聘为生物系正教授。(22)
四是充分信任教师，学校采用“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治学方针。竺可桢担任校长后，进一步理顺了学校的管理体制。于1940年正式通过了《国立浙江大学组织大纲》，并得到了教育部的指令准予备案，明确了“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治学方针。根据《国立浙江大学组织大纲》(23)，不同岗位的学校管理者所处行政级别不同，担负的管理职责也不同。校长通过各学制组织和行政组织“综理全校校务”；同时设立各会议及委员会组织，处理相关校务；校长与各院系、与各院院长、各系主任各负其责；各学制组织、行政组织、各会议与委员会组织的负责人由教授担任。(24)学校不设副校长，学校最高行政机构是校务委员会，学校的大政方针均由校务会开会决定。校务会由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分部主任、各院院长和选举产生的教授组成，教务、总务、训导三长由教授担任，另民主选举若干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校务会议一般每月一次，讨论学校发展之重大事宜，审议经费预算，讨论困难时期学校应办事务及实施办法等。校务会议设常务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讨论学校日常事务，实行专项管理，专任负责；同时，根据需要成立特设委员会。浙大西迁时，特设特种教育委员会，每次迁徙，都成立迁校委员会，每到一处，均由校舍支配委员会和建筑委员会负责安置和筹建事宜。
浙大有一批学术造诣拔尖、管理能力突出的教授分任院、系领导，高水平的管理团队形成了高效的教书育人环境。在浙大，张绍忠教授任物理系主任、教务长达十年之久，直至1947年在任内病逝。而训导长一职，一定是由深受学生爱戴，获得学生信任的教授担任，如聘任非国民党员的费巩，这在当时是违反了教育部的规定的。另有物理学家胡刚复担任理学院院长，教育家郑晓沧担任教育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龙泉分校主任，研究生院院长等职。
西迁时期的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主持下，集聚众多名师，在这期间执教或就读于浙江大学的师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人数达50余人，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25)西迁时曾经教于浙大，后来成为两院院士的教师共有27位（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序（化学家）、王淦昌（核物理学家）、王葆仁（化学家）、贝时璋（细胞学家）、卢鹤绂（核物理学家）、冯新德（化学家）、任美锷（地貌学、海洋地质学家）、向达（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专家）、刘恢先（结构工程与地震工程专家）、苏元复（化学工程学家）、苏步青（数学家）、吴征铠（化学家）、吴浩青（化学家）、张肇骞（植物学家）、陈建功（数学家）、罗宗洛（植物生理学家）、竺可桢（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钱令希（工程力学家）、钱钟韩（热工自动化学家）、徐芝纶（工程力学家）、涂长望（气象学家）、谈家桢（遗传学家）、黄秉维（地理学家、综合自然地理学家）、梁守磐（航空工程学专家）、蔡邦华（昆虫学家）、蔡金涛（电讯工程学家）、谭其镶（历史地理学家）。
据不完全统计，在浙大西迁时期任教过的著名学者还有（按姓氏笔画排序）：丁绪贤（分析化学家）、幺枕生（气象学家）、马一浮（理学家、佛学家、翻译家、诗人、书法家）、丰子恺（散文家、漫画家、翻译家）、王国松（电机工程学家）、王驾吾（文史学家）、王琎（化学家、化学史学家）、王庸（地理学史家）、毛路真（数学家）、方重（英语语言文学家）、卢守耕（教育家）、叶良辅（地质学家）、田德望（翻译家）、朱庭祜（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孙宗彭（生物学家和药理学家）、严仁赓（经济学家、教育家）、李寿恒（化学工程家）、李絜非（历史学家）、李熙谋（教育家）、杨士林（有机化学家）、杨耀德（电机工程学家）、束星北（物理学家）、吴钟伟（土木工程学家）、吴耕民（园艺学家）、何增禄（物理学家、教育家）、沈思岩（声乐教育家）、张其昀（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张绍忠（物理学家）、张荫麟（史学家）、陈乐素（宋史专家）、陈立（心理学家、教育家）、陈训慈（历史学家）、陈鸿逵（植物病理学家）、陈嘉（英语言文学家）、范绪箕（力学家、航空教育家）、罗登义（农业生物化学家）、周厚复（化学家）、郑晓沧（教育家、翻译家）、孟宪承（教育家）、胡刚复（物理学家）、柯元恒（机械工程学家）、祝汝佐（农业昆虫学家）、费巩、贺昌群（历史学家）、夏承焘（词学家）、顾谷宜（历史学家）、钱宝琮（数学史家）、钱基博（古文学家）、钱穆（史学家、国学家）、徐震锷（语言学家）、郭斌和（语言文学家）、黄尊生（世界语学者）、黄翼（现代心理学家）、箫王璋（语言文学家）、梅光迪（西洋文学家）、梁庆椿（农业经济学家）、董聿茂（动物学家）、储润科（化学教书）、舒鸿（体育教育家）、雷沛鸿（教育家）、蔡堡（生物学家、动物学家）、缪钺（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潘承圻（分析化学家、造纸专家）、潘渊（心理学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