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各界关于战时高等教育方针的争论

关于“战时教育”的争论，从学界到政界、军界，众多人士纷纷表态，但态度各异。如在政界和军界，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在长沙临时大学演讲时，力持学生投笔从戎。而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在演讲中则指出现在国家虽处危难之中，但专心学业、完成学业仍是青年学生的首要任务，因为十年后，国家的命运全在他们手里。(8)

学界的争议则更为广泛和深入。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在国难当头、抗敌保国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的情况下，高等学校应缩短学制，调整课程，开设军事课，实行“战时教育”，“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9)。西北联大常委、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认为：“在抗战期间，大学教育应以修业两年为一阶段，使各大学学生轮流上课，及轮流在前线或后方服务，满一年或两年后再返回原校完成毕业。”(10)教育学专家梁瓯第提出，“一方面培养民族革命战争的共同情绪，他方面，各院系必须抓着各自的特殊使命，作为理工农医文法等高级干部训练所，以养成社会的技术的抗日战士”(11)。激烈者甚至认为应停办大学，让学生参军应战，保家卫国。广州沦陷前，“广东战时教育研究会部分人士主张取消大学教育”(12)。

这场争论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各国立大学在校生数量的大规模减少。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青年学生一直走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这些学生有的自动参军，有的奔赴陕北，有的则辍学回乡。在“战时教育”争论之下，青年学生辍学抗日或从军的热情又一次被激起，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时，有学生1452人；内迁到昆明就学的学生只有875人，留下来参与抗日的达570多人。(13)据“临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留下来的学生中仅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的就有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和清华‘民先队’负责人熊向晖等20多人。”(14)而中央大学在南京时，原有学生1500余名，刚刚迁到重庆时学生只有600—700人。1938年夏，中大校长罗家伦不得已之下，只能在报上刊登招生广告，招收各院系一年级新生，同时招收二、三年级转学插班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