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或留守，民族危亡下的艰难抉择
除了以上几所谋求改制国立的私立高校，沿海及其他地区的国人自办私立高校在日军轰炸、民族危亡的形势下，同样面临是内迁或是留守的艰难选择。选址内迁则举校流离，长途迁徙、师生困顿、校产受损，或未能免敌机的轰炸；留守则会处在敌军炮火的直接威胁之下，面临被日军干涉、随时被停办的危机。尽管各地区战争形势不一，各地私立高校均再三思量，如何才能做出相对有利的选择。
（一） 华北地区的私立高校
平津地区为私立高等学校集中地之一。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私立高校有中国学院（后改名为中国大学）、北平民国学院、朝阳学院、法政大学、中法大学、平民大学、东方大学、孔教大学、畿辅大学、文化大学、北平戏曲专科学校等10余所，天津最知名的私立大学即为张伯苓主政的南开大学。日本侵华炮火骤起，平津地区的高校损毁最为严重，因而绝大多数高校选择西迁，向湖南、四川、重庆等地转移。较为知名的学校如蔡元培曾任校长的民国学院迁往湖南乡宁，有“司法界的保姆”之称的朝阳大学，几经辗转先后迁往湖南长沙、四川成都和重庆。(14)
中国学院、中法大学留守在北平。中法大学在日军占领区坚守爱国立场，不屈从日方、不用日文、不挂日本国旗，苦苦支撑，于1939年被日伪勒令停办。中国学院校长何其巩最初拟将学校迁至泰安，后因战事变化未果。南京国民政府令其继续在北平办学以“尽量收容东北青年，免入歧途”。中国学院初名“国民大学”，是由孙中山、宋教仁等爱国先贤于1912年创办，办学模式效仿日本早稻田大学，旨在培养“模范国民”。私立大学办学最棘手的就是经费问题，在战时的沦陷区办学，政府资助难以到达，财政困境雪上加霜。何其巩校长为此多方筹措，在校内带领师生厉行节俭，向各处银行借款借贷，同时组织校友募捐，宁可忍饥挨冻，也不接受日伪政府的资助。北平沦陷之初，日伪即想接管中国学院。何其巩为免学校解散、停办遭遇，坚持“中国人办中国大学的原则”，不接受奴化教育，以其“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高超的政治手腕，纵横捭阖，与敌伪周旋”(15)，全面抗战八年间维系了学校办学的独立性，实为不易。何其巩领导下的中国学院是国人自办大学在沦陷区成功独立办学的典型。沦陷期间，何其巩校长延聘了大批来自平津被迫停办高校且“坚持民族气节、不为敌用、不与日伪合作”的爱国学者来中国大学任教，并扩充班级、增加学生名额，不断收容来自沦陷地区的失学青年。尽管经济拮据，中国学院的校务并没有停滞，在何校长多方募捐、艰苦经营下，购置用具、充实图书、修整校园、增建宿舍等一一进行。学校的学科建制也进一步充实调整——在文、法学院基础上增加了工学院。燕京大学国学系主任于力在其杂文《人鬼杂居的北平》中曾提到，“城内另一个私立大学，是中国学院。经过校长何其巩氏努力整顿的结果，学校地位，蒸蒸日上了”。鉴于学院建制已符合教育部对大学的设置要求，1943年5月，中国大学校董会议决“恢复中国大学体制”并呈请国民政府备案。抗战期间，中国大学师生上下一心，坚持民族气节，与日伪不断斗争，并积极推进学校事业发展，为国家在华北沦陷区保存了高等教育有生力量。
（二） 华东地区的私立高校
上海地区的私立高校最为密集，全面抗战爆发前有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大同大学、持志学院、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正风文学院、同德医学院、东南医学院、上海美术学校、新华艺术学校、群治大学、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中法大学药学专科、雷士德工学院、新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20余所。七七事变以后，上海不少私立大学开始考虑学校迁留问题。如前文所述，较为知名的4所私立大学复旦、大夏、大同、光华希望组成联合大学迁移内地，后大同、光华因无力筹措搬迁费用而退出，复旦大夏组成联合大学西迁。退出联大的大同大学，在八一三事变后搬入法租界，借用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和位育小学继续上课。大同大学虽因无经济实力转移至后方，但师生上下团结一心，在立达学社和学校董事会的支持下，坚守上海孤岛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三十年之上海教育》这样评价大同大学：“该校办理，处处经济，绝不浪费。教员刻苦耐劳，精神贯注，学生朴素好学……尤为可贵。”
1937年11月，光华大学的校舍全部被日军炸毁，教室、实验室、体育馆、教职员宿舍也不幸中弹损毁，光华校方不得不再次考虑内迁问题，校长张寿镛与学校董事会商议决定将学校一部分迁往四川成都，聘请原商学院院长谢霖为光华大学副校长入川组建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上海本部部分为避免向日伪登记，不再公开招生，1941年底对外将文学院改为“诚正文学社”，理学院和商学院改为“格致理商学社”，附属中学改为“壬午补习班”。入川后的光华大学部，在谢霖的组织下租赁成都新南门内王家坝街房屋为临时校址，于1938年3月正式开课。然而，同其他内迁的私立大学一样，光华财政拮据、举步维艰。尽管张寿镛校长竭力寻求国民政府资助，结果并不如意，所补资金杯水车薪、远不能满足需要。光华不得不开始寻求四川地方帮助，校方逐步增聘四川政商两界的实力派担任校董或驻川常务校董，然后向他们募捐，筹款建设新校。新校区建成之后，学校日常开支经费无以为继，光华蓉部几乎每月借贷度日。为节约用度，主事校长谢霖在校身兼数职却不拿薪水，仅支取授课的课时费。光华沪蓉两校多次向教育部呈请资助，等来的却是消极支持。光华入不敷出，1940年再次申请资助时却因被指控共产党员在校内“活动猖獗”，陷入停办风波。(16)后经校方周旋，教育部收回停办成命，命光华“暂缓招生、切实整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原本就财政入不敷出的光华，不得不按涨价后的标准调整学费，不料却因此引发校内一场“意味深长”的学潮。学潮爆发以后，谢霖被迫卸任。随后四川地方势力接管光华，直至抗战胜利。(17)(https://www.daowen.com)
在沪的其他私立高校，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多迁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淞沪战争爆发，上海战时环境恶劣，部分学校先后择址迁校。如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1942年迁往安徽屯溪，正风文学院1943年在江西复课。部分学校难以为继不得不停办，如持志学院、雷士德工学院。还有部分规模较小的大学选择像大同大学一样努力坚持在沪办学，如同德医学院、东南医学院。
江苏境内有私立南通学院、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和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南通学院设有医科、农科、纺科，1937年8月校园遭到敌军轰炸，被迫停课。南通医科及附属医院迁往扬州，1938年2月南通学院附属医院被国民政府军政府正式命名为第七重伤医院，投入抗战第一线。南通学院的农科和纺科在多方支持下于1938年9月在上海复课，后又迁往重庆。全面抗战爆发后，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师生在古稀之年的老校长唐文治率领下举校内迁。11月，先迁长沙，后迁湘乡，到1938年2月，又迁桂林。1938年春，应沦陷区旧有学生之请，无锡国专在上海设立分校“补习部”。(18)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师生则辗转前往上海、宜兴等地设校，坚持教学。
（三） 东南地区的私立高校
广州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之一，也聚集了一批私立高校。1936年，孙逸仙博士医学院、夏葛医科学院先后并入岭南大学。(19)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广州尚有私立广东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光华医学院、广州法学院、光汉中医专科学院、广州音乐学院等。(20)广州距离香港较近，抗战爆发以后，几所较为知名的私立大学如广州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光华医学院，一面着手学校搬迁事宜，一面在香港设立临时授课处。规模较小的学校如光汉中医专科学院则在广东境内选址搬迁。广州法学院、广州音乐学院在广州沦陷后停止招生。值得欣慰的是，抗战期间中华文化学院、南方商业学校两所私立大学先后在广州成立。
因广东地处边陲，广东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等几所大学多在省内选址搬迁，路途虽不遥远，但因广东几年间数遭侵袭，各校不得不多次迁徙，私立广东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尤甚。广州沦陷后，广东国民大学先迁校于开平县，1941年迁往曲江，1944年再迁至罗定太平圩，后又迁罗定县泗纶、上泷、簕小等乡。1945年广州国民大学再迁至阳春县春湾镇，“师生在战火纷飞中转徙流离，生活极不安定，教学亦极为困难”。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广州大学坚持在原址上课，鉴于“学生随家庭避往香港的日多”，乃在九龙元洲街设广州大学临时授课处，学生多达300余人。10月，广州沦陷后，广州大学“校长陈炳权坚持中国大学校印不离国土，率领广州本部学生先迁往开平县沙塱乡，再迁往中山县湾仔，最后迁往台山县，借用宁阳铁路公司的房屋坚持上课”(21)。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广州大学复迁于韶关上窑村。1944年起日军多次侵袭粤北，广州大学先后于罗定、连平、兴宁多地辗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