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的迁移情况
教会大学与欧美基督教国家的密切联系使其在战争来临时可以寻求西方国家的庇护。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西方国家卷入太平洋战争，在租界寻求庇护的教会大学不得不再次考虑迁校问题。战时的教会大学可以分为三类，抗战初期迁移的教会大学，珍珠港事件后迁移的教会大学，北平、上海等地坚持留守的教会大学。
（一） 全面抗战初期迁移的教会大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华东地区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生物系及华北的齐鲁大学医学院内迁至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山西的铭贤学院经由山西运城、河南、陕西迁至四川内陆。位于武昌的华中大学在1938年秋开始向西南迁移，最初搬至广西桂林，后又搬至昆明西部的西州。华南地区的岭南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在日军的军事行动下也被迫于1938年开始迁移，岭南大学搬迁至香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迁往福建北部的南平，福建协和大学搬至福建省内地的邵武县。搬迁之路坎坷而漫长，不少学校几经周折、多次搬迁。金陵大学在南京告急形势下被教育部紧急通知停课西迁，而当时所预定船只都已被政府征用，陈裕光校长临危不惧，从容组织借调车辆、船只，分三批完成历时百天、历程数千里的西迁旅程。(25)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搬迁过程中，士兵企图强征学校船只，一度扣留了船夫，王世静院长亲自与当地驻军交涉才使船夫得以释放，完成搬迁。(26)
（二） 珍珠港事件后内迁的教会大学
1937年至1941年间，北平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天津的天津工商学院在寻求治外法权的保护下，留守华北。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坚持开展教学工作，苏州的东吴大学（除去内迁的生物系）、杭州的之江大学的师生在被迫放弃原校园之后，前往上海与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组成上海基督教协作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女子医学院在法租界内继续办学。(27)
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西方租界失去保护作用，留守在沦陷区的教会大学被迫解散，有的选择内迁，有的转入地下教学，有的甚至被迫停办。1941年12月日军解散了燕京大学，并逮捕了校长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师生被迫离校逃往成都，加入了华西协合大学。1942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师在重庆成立一所法律夜校，沪江大学在重庆的学校代表与其合办开设商业课程。沪江大学的生物班在成都继续办学，其他师生则在上海与其他大学组织了地下临时学校“沪江学院”。之江大学和在沪东吴大学教师联合开办华东大学，千方百计坚持上课。(28)上海女子医学院于1942年不得已停办。1941年以后，大部分教会大学迁入国民党统治地区。
（三） 北平、上海等地坚持留守的教会大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平津沪仍有教会大学不惧战火，坚持留守，如北平的辅仁大学、天津的天津工商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震旦大学等。其中，北平的辅仁大学是由罗马天主教会委派德国圣言会主办，罗马教皇驻华代表和辅仁大学的教务长均为德国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辅仁大学由教会的德国人出面，与日伪协商周璇，使得辅仁大学各科课程继续采用原有教材，学生不必受日伪奴化教育。因此，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内被重庆国民政府承认的为数不多的大学之一。沦陷区内的失学青年为免受日本奴化教育、获得中国政府承认的合法文凭，不顾高昂学费纷纷报考辅仁大学。这一时期，辅仁大学招揽了一批知名学者充实师资，只招男生的传统也被打破，学校不断发展壮大。(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