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主权与商事仲裁的关系

关于商事仲裁的性质，学者们众说纷纭，其中较有影响的就有司法权论。该理论认为，国家具有控制和调整发生在其管辖领域内所有仲裁的权力，即“它符合国家主权的性质，国家对内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在它的领土范围内，其处理国内事务不应受到任何其他国家干涉。”[18]因为“裁判权是一国司法主权的一部分，一般只能由一国法院行使；没有仲裁地国法律的许可和主管机关的授权，仲裁员就没有受理争议并作出裁决的权力，否则，仲裁员即使做出裁决，也无法律约束力。”[19]“司法管辖权涉及特定国家法院管辖具有涉外因素案件的权力。法院可以基于该些理由要求行使管辖权。”[20]虽然这只是商事仲裁的一种学说，但该学说毕竟揭示了国家司法与商事仲裁的关系，且许多国家，比如英国、中国等国家的仲裁发展历程中，也确实存在这样的言论和实践。

基于司法权论，国家司法只有做出让步，商事仲裁作为一种私权利的调整手段，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现实中，国家司法主权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关系体现为:确认仲裁争议解决手段的合法性，一般通过一国的《民事诉讼法》或者专门的《仲裁法》去规定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手段的存在，并规定可仲裁事项的范围；确认仲裁的形式和组织程序，仲裁的形式多样，并不是所有种类都会得到国家的认可，国家一般通过立法确认可选择的仲裁的形式的范围，如我国仅承认机构仲裁的合法性；确认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当事人把争议提交仲裁，其表现形式就是仲裁协议或者类似文件；对仲裁程序进行监督，国家法院可以对正在进行的仲裁程序进行监督与控制；保证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由于仲裁机构的民间性质，使得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离不开一国法院的支持。这都是国家司法对商事仲裁的让渡和监督，客观上也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笔者认为，国际商事仲裁主要裁决的是商业交易方面的问题，与一国的国家利益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从对商事性的理解就可以看出，那么国家不应该施加更多的控制；其次，因为是国际性的商事交易，从国际交往的趋势来看，国家采取了逐渐放松监管的态度，这对国际商事交往是有帮助的，也是符合国际商事交往的特性的。(https://www.daowen.com)

当然，笔者不否认国家对于发生在本国的仲裁进行管辖和监督，承认国家有权进行管辖和监督是前提，但是对于没有切实利益的事项，国家完全可以放开，而把精力用于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