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观

20世纪80年代，在翻译研究的传统语言学派遭遇瓶颈，陷入文本的束缚而难以取得新的突破时，文化翻译学派的领军人物——英国的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4]和比利时裔美籍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w Lefevere）共同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观点，使翻译研究走出了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进入新的文化研究范式，促使翻译研究中的文化意识开始普遍觉醒，翻译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更为宽广，从而注意到了翻译研究的历史与文化维度，不再局限于语言维度，这是翻译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观点。这一观点将翻译理论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深度，形成了翻译研究中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理论强调翻译与权利、意识形态的联系，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待翻译的行为，开创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运用文化研究来进行翻译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安德烈·勒菲弗尔还提出了翻译的“改写理论”，他认为，翻译其实是一种改写的行为，是译者对原作的操纵。此外，他还提出了影响翻译的“三因素”理论（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将翻译研究的视角由传统的文本内转向文本外的文化领域。他的思想对后来的翻译研究影响较为广泛，但依然有其局限性，即他过分强调文化研究而忽略了文本的因素，其主要的翻译理论体现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Ｒ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1992）以及其与苏珊·巴斯奈特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1990）中。

苏珊·巴斯奈特在其著作《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1980）中提出，翻译的过程是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文化观念进行转码的过程。从这个观点来说，翻译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既是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相互沟通理解的方式，也是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相互沟通的理解方式。对不同的文化进行翻译，有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而文化的多样性又反过来促进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巴斯奈特认为，译者的任务不仅是在语言上再现原作，还要对译入语的文化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可以被看成“文化学派”翻译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使命。

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教授认为“凡是具有文化接触和协商性质的翻译行为，都可在宽泛的意义上，称为文化翻译”[5]，其中，核心内容是各个方面及层面协商及融合，并充分尊重文化差异。但其对于“文化转向”这一说法却并不赞同，其认为“文化转向”是更鲜明地指出研究者把关注的焦点或重点从语言层面转到了文化层面。他认为，翻译本来就不能脱离文化，不能只局限于语言层面，文化翻译注重的是文化信息的传递，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既要跨语言，同时也要跨文化，而在跨文化的过程中，相关的文化因子是必须考虑在内的。但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文化是会发生变化的，源语的文化被介绍到目标语的文化中时，会产生互动，产生文化交融。翻译是把一个文本从一个文化语境转换到另一个文化语境，这不仅仅是两种不同文本之间的转换，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转换，其过程甚为复杂。总而言之，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结合，是十分有必要的，作为译者，则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意识与变通能力，通过文化翻译，助推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