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创生宗教

创生宗教原属于外来宗教（如汉族地区的道教、佛教，以及西方的基督教等），后经过壮族文化的涵化，原貌已非，创生、转化成为壮族的民间宗教（即与原生型的师公教等差不多）。这种现象，学术界称为壮化道教和壮化佛教。壮族的创生宗教主要有两种：道教和佛教。道教传入壮族地区是被壮化了的，主要表现在：祀奉的神祇明显增添了壮族信仰的民族系列神，如布洛陀、雷神、莫一大王、甘王（布洛陀之子甘歌）、三界公、山魈等；道教观念的壮化，道教在操办丧事、超度亡灵等法事中吸收了许多壮族古老丧葬民俗。壮化道教教规没有固定的文本条文，多是由道公口头传承的。佛教由汉族传入壮族地区，也是被壮化了的。历史上，由于汉族与壮族两个民族在文化上比较相近，而汉族文化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因而在壮族地区，部分百姓也信仰佛教，但不如信仰道教的程度深。在壮族地区，道教文化比较盛行，到了近现代，广西地区的壮族普遍信奉道教，几乎每个村屯都有道公，道公的主要职能有打醮、替死人开路和赶鬼祭神等。做道公者禁忌颇多，开始学道法的四个月内不能下地干农活，每逢出门都要戴上雨帽，忌行房事，也不能从栏房底下横穿而过，从此不杀生，不吃狗肉、牛肉等。道公把经文读熟了，便请亲戚们来吃一餐，然后才开始供奉道公祖师的神位。年轻道公跟老道公实习一段时间，熟悉了道法科仪之后才出师行道。在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后，年轻道公要送几十斤肉酬谢师父。从此，凡有人来请去做法事，皆不可推脱，否则会有损于所修阴德。经过社会文化的变迁，这些习俗已经深刻而广泛地渗透到壮族的生活习俗中，成为壮族生活习俗的重要内容。在壮族民间，无论是生老病死，还是婚嫁起房，都要请道公做法，通过各种“道场”娱神慑鬼，以求人间之平安。壮族民居的房门上，一般都挂有八卦镜、道符，就连汽车内都贴有护佑平安的道符。壮族人家里所设的祖龛，与道教有关的神灵占了很大比重，有灶君、土地老神、正一郑赵马关四大元帅、三清、福禄寿三星上帝、三元师、本命天曹，等等。民国时期，有些地方对民间道士课以捐税，如邕宁县（今南宁市邕宁区）：“道巫捐，民国七年（1918年）开办。每年每道巫缴领照费银一元。以后道士凡作道场一坛，收挂号费银五角。巫则按月缴费。”[3]足见道教在壮族民间盛行的程度。而佛教在壮族地区并不是很盛行，佛教中，壮人只知道送子观音，很少知道佛祖释迦牟尼。佛教有六轮回：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壮人虽接受轮回，但不知六道，只取其中投胎这一道，而且是用花王的花来投胎，与佛教的轮回理念相去甚远。神谱、法器、经典都源出佛教，只敬释迦牟尼等佛教神祇，经书按壮族文化进行了改编，这是典型的壮化佛教的一个实例。其他来自西方的宗教还有天主教与基督教。明代天主教开始进入壮乡。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曾到桂林传教。明末，奥地利传教士翟沙微给在岭南登基的永历帝朱由榔等140名明室皇族行洗礼，曾来到南宁。1650年波兰传教士卜弥格来南宁协助翟纱微，但不久便被清兵所杀。鸦片战争后，1848年罗马教廷传信部已将广东、广西两省教区划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为传教活动范围。而基督教方面，基督教在借助于1897年不平等条约《西江通商及滇缅重定界约专条》才进入广西，先后有100多名英、美传教士、医生和工作人员到桂林、南宁、梧州活动。1919年，广西有教堂62座，教徒4722人。[4]后来，基督教为了在广西立足，也不得不对入教者放宽限制，让信徒保持敬祖习俗，并将圣歌译为壮语诵唱。至1972年，教徒发展至两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