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通力合作

当前，国内关于壮族文化翻译、民俗文化翻译的相关研究不算太少，但颇为遗憾的是，较多的研究工作都还局限在国内，未能与国外学界形成持续有效的交流，大多数译本尚未走出国门，读者也以国内读者为主。而在国外，真正对壮族文化感兴趣并有著作出版的学者寥寥无几，而且相关的研究多数聚焦于壮族本身，研究文化领域的较少。国外研究壮族的相关著作主要有日本北海道大学冢田诚之博士2000年撰写的《壮族文化史研究——以明代以后为中心》；美国学者杰费里·巴洛（Jeffrey G Barlow）2000年发布的网络版壮族研究专著《壮族：历史与文化的纵向研究》（The Zhuang：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该书推动了壮族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并于2005年进行了更新；澳大利亚学者贺大卫2003年所著的《杀牛祭祖：桂西北古壮字文献研究》、2004年所著的《回招亡魂》和2015所著的《汉王与祖王》等，都是基于多年在壮族地区的田野调查而写成的民族志类译作，这几本书的重要特点是作者有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对壮族的一些仪式描写得很细致，作为一名外籍学者，这是难能可贵的。此外还有泰国玛希隆大学乡村开发语言文化研究所和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壮侗学研究所合作出版发行的《（北部）壮⁃汉⁃泰⁃英词典》（A Chinese⁃English⁃Thai English⁃Chinese⁃Thai & Thai⁃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它是历史上第一部研究壮族语言文化的在国外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词典，书中收录了10000多个壮语词，词条按“壮⁃汉⁃泰⁃英”四种文字的顺序进行编排，图文并茂，其出版发行无疑对提高壮族、壮语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研究民族问题的美国学者白荷婷（Katherine Palmer Katekaup）2000年所著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但书中有较多观点不完全正确，为此，广西民族大学的著名壮学学者李富强教授2010年发表的《壮族是创造的吗？——与西方学者K.Palmer Kaup等对话》[2]一文，从壮族历史事实出发，揭示壮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反驳白荷婷提出的“壮族原既无共同文化和历史来源，亦无彼此间的认同，壮族纯粹是共产党的创造”的观点。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国外对壮族的关注约从2000年开始，2003年至2005年之间，相关的著作连续出版了好几本，此后数量渐少，总体而言，研究壮族文化的海外学者仍属极少数。

而在国内，研究壮学的学者数量虽然不算少，但能用外文写作、发表外文论文且能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的并不多，其中，广西民族大学的金丽教授2007年出版的《壮族历史文化导论》，全书用通俗易懂的英文书写壮族的历史与文化，该书已有十多家国外图书馆购买与收藏，这是壮族文化走出国门的一个典范，且不论该书在国外图书馆的借阅次数、被引频率等，能迈出这一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其他的还有周艳鲜教授的Two Thousand Zhuang Proverbs from China with Annotations and Chinese and English Translation一书，书中对2000多句壮族谚语进行了英译，全书为壮汉英三语对照，是外国人了解壮族民俗文化的重要著作。国内还有部分学者将壮族文化相关的著作译成外文，如百色学院韩家权教授团队的译著《布洛陀史诗（壮汉英对照）》，周艳鲜教授团队的系列译著《平果壮族嘹歌》，覃丹副教授团队的译著《壮族童谣精选（英文版）》，周秀苗教授团队的译著《北路壮剧传统剧目精选（壮汉英对照）》，王明富等的译著《壮汉英云南壮族民间故事集》（Yunnan Zhuang Folktale Collection），陆莲枝教授团队的译著《壮族神话传说选译》（Selected Translations of Zhuang Myths and Legends），在广西南宁武鸣居住多年的美国人白丽珠（Margarct Milliken）主编的译著《武鸣壮族民间故事》（At Grandfather’s Knee： Zhuang Folk Tales from Wuming），廖明君、杨丹妮著及龚楚颖翻译的《壮族蚂节》等。这些著作除了《壮族历史文化导论》《平果壮族嘹歌》和Two Thousand Zhuang Proverbs from China with Annotations and Chinese and English Translation实现了走出国门，其他的译著多半还是在国内传播，文化交流的目的和对外传播的效果也未真正达到，但并不是说这样的翻译行为就没有意义，相反，这是非常值得鼓励和肯定的行为。

正如我国的“熊猫丛书”与“大中华文库”一样，是我国译界前辈花费了大量心血而成的智慧结晶，当前这些译著在国外遇冷，并未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中国翻译协会秘书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赵军锋教授于2020年7月7日在译国译民首届翻译教育与教师发展研讨会上表示，过去的“大中华文库”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文化交流与对外传播效果，因此本次的翻译只能算是“第二次出发”[3]的一次练兵，在这次翻译中，积累了经验，锻炼了人才。在“大中华文库”的翻译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前的翻译[4]，改写的程度可能更大，归化的程度更大，而“大中华文库”的翻译可能为了忠实而偏向异化。华东师范大学的潘文国教授也认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正面临着从某种意义上的“第二次出发”。而“第二次”出发时，如同赵军锋教授在上述研讨会中提到的：“一是世界人民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将会更自觉、更主动，其中包括将会有更多的海外学者、翻译家参与到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中来。二是在国内，中国人会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态度对待翻译传播中华文化，将之视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翻译将会由以往的‘译入’为主、甚至“译入”一枝独秀的状态变成‘译出’为主，至少会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对于‘译出’的讨论和相关理论的建设将在翻译界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5]

“大中华文库”翻译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为壮族文化“走出去”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需要避免的误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过于异化的翻译，即使保持了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也并不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要想使得一国文学作品等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对作品进行适度的改编、归化是必要的。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在西方广受欢迎，与作品译者的翻译风格分不开。莫言作品的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翻译时，对作品进行了较多的改编，甚至对故事的情节、结局进行了改写，使之能更好地被西方读者所接受。当然，并不是说做文学作品外译，就一定要像葛浩文一样做较大程度地改写、改编，但进行适度的调整，让作品为目标语读者更容易接受还是十分必要的，这个道理放到其他外宣资料上来说，都有一定的适用性。

由西方译者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广受欢迎，而由中国本土译者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却在西方遇冷，这不禁让我们深思：也许中国文化“走出去”，仅依靠本国学者、译者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与国外的学者、译者加强沟通与交流，并创造机会一起合作，也许这才是更好的办法。而壮族文化的外译，也是如此。目前有本国译者所翻译的壮族文化相关作品，很难走出国门；而由国外学者、译者所写的专著、译著，由于国内难以找到购买渠道，也难以被广大相关学者读到。目前，在研究壮族的国外学者中，与国内学者交流较多的是贺大卫，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未来需要为国内外学者创造更多的沟通与合作的机会，实现更深入的文化交流。同时，我们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走出去”，使“走出去”变成一种常态，同时也要“迎进来”，在“走出去”和“迎进来”中加强合作，多出研究成果，进一步打响壮族文化在海外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