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民俗文化翻译中的译者
关于壮族民俗文化翻译中的译者，本书主要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来展开论述。从本质上来说，“主体性”问题其实是哲学问题，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曾说过“我思故我在”，其中的“我思”表明人作为意识的主体出现在哲学舞台上；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德文：Immanuel Kant）则首次提出主体性问题，将人的认识能动性作为主体的认识功能，主体可以从自身角度出发，来认识客体、改造客体。
而在翻译活动中，作为实践主体出现的译者是一个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存在。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理解文本，通过对文本的诠释反思他人的存在及自身的存在，进而把握世界的本真。这把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上升到存在论的高度。实际上，在西方传统译论中，译者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仆人”，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然而酿出来的酒却是主人的”。这说明，当时的西方翻译理论家认为，译者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也对译者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受到“仆人”观念的影响，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也把自己定位为“仆人”，对原文本和原作者表达的内容亦步亦趋，难以产生创造性的译文，译者在原作与译文之间，扮演一个“隐形人”的角色，无法体现译者的主体性。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把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付诸实践，提出了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策略，目的是在思想意识上反对殖民主义的翻译观及英美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价值观，在翻译原则和方法上，提出要“存异”而非“求同”，亦即他主张“异化”翻译，这源于他在对英美翻译历史进行研究后，得出英美文化中译者和译作实际上是处于“隐形”地位的，译者与译作“隐形”，即译者采取的是归化翻译，这种翻译策略是英美翻译界采取的主流翻译方法，因而他主张译者应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中显示出自己的存在。必须注意的是，韦努蒂提出的“异化”翻译观，实际上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他过分关注政治对翻译方法的影响，其所提倡的异化翻译理论忽视了文学翻译的主要目标，没能较好地考虑到译文接受者的需求。关于这一点，部分西方翻译理论家对此提出过质疑。
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表明，其并不赞成“译者的隐身”，如果译文的读者阅读译文，感觉不到这是译文，而认为这就是原作，这说明译者的存在并没有被译文读者所感觉到，即译者的不可见性，这种不可见性指的其实就是译者在翻译中不加入自己的主观理解，没有自己的主张和个性，即陷入原文中心论。实际上，在我国的传统译论中，无论是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还是傅雷先生提出的“神似”，抑或是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其实都可以算作原文中心论。而在西方近代译论中，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其实也是一种原文中心论。在原文中心论的影响下，译者就是一个“隐形人”，但韦努蒂不赞成这样一种观点，他提出“在译文中看得见译者……译文应该看作是译文，译文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6]。
译者的主体性，意即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处在和原作者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对社会现实有着不同的理解，对原文也有着自己主观上的理解，因而在翻译中，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对于原作的理解带到译文中来，译文也因此会带着一些译者的主体意识。实际上，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是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的，从对原文本的选择、对原文的理解以及对原文内容与风格的再现等，都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性。
到了20世纪70年代，译者的主体性开始凸显，其在翻译中的身份与地位也逐渐提高。译者慢慢摆脱了原来的边缘地位而成为翻译的主体。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在民族文化的构建中，译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译者的主体性进一步得到提升，而这也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再仅仅是在语言层面上对原作进行雷同的翻译，不再绞尽脑汁去寻找与原文本完全一致的表达法，而是可以在译文中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在译文中融入自己的主观审美和主观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译者可以摆脱“仆人”的身份，从幕后走向台前，译者的主体性也得以彰显。
具体到壮族民俗文化的翻译方面，笔者认为，时至今日，译者仍肩负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译者的主体性彰显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比如，壮族民俗文化中有许多词汇极具民族文化特色，译者在翻译中，需要对这些词汇的文化内涵进行充分的理解、吃透，并转换成既能较好地传播壮族文化、目标语读者又容易理解的译文，而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是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的。当然，不仅仅是壮族民俗文化的词汇，包括壮族民俗文化相关的文本，译者也需要进行精挑细选，要挑选那些既能够弘扬壮族民俗文化，又比较经典、充满正能量、体现壮族人民正面形象的好文本来进行翻译、传播。在一个好的文本中，也不是每一个句子、字词都需要原封不动地翻译到译文中，而可以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变译[7]，即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翻译技巧来进行翻译。当然，对壮族民俗文化文本进行翻译所能采取的翻译技巧，绝不仅限于以上七种，作为译者应该通盘考虑，再进行仔细选择，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力争能提供高质量的译文，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贡献自己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