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民俗文化“走出去”的思路
“一带一路”建设是壮族民俗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契机，我国在把握世界和平发展的主题的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与沿线国家融合，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也为各国彼此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走出去”也迎来了重要契机，可以抓住此重要机遇大展宏图。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在海外更多的是一种碎片化的记忆，远未在海外形成集体文化记忆。集体文化记忆的核心概念来自“文化记忆”，据罗选民2019年在《中国外语》期刊发表的文章《大翻译与文化记忆：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6]，其给“文化记忆”所下定义：文化记忆是社会群体通过一系列符号象征、媒体传播、机构运作和社会实践等方式反复运用从而构建的具有传播功效并为成员间所共享的过往记忆。文化记忆涉及个体、机构、符号、交往、传播、建构等要素，而文化记忆又分为个体文化记忆与集体文化记忆，个体文化记忆通常是零散的、碎片化的，常基于个体交往的记忆，而集体文化记忆可以是区域层面的，即同一个区域的人拥有着同样的文化记忆，这样的文化记忆也可以是国家层面的甚至是国际层面的，层面不同，文化效力通常会不一样，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记忆，通常是国际层面的文化记忆，而影响力不够大的，通常在某一个区域内有影响力，离开这个区域，这种文化记忆可能就鲜为人知了。
如果说中国文化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下是一种“集体文化记忆”，这种“集体文化记忆”在国内影响力很大，但把眼光放到全球层面上，就会发现中国文化的记忆更多的是碎片化的，尚未像某些文化一样，形成集体文化记忆。如英国的莎士比亚不仅是英国人的集体文化记忆，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集体文化记忆。但在中国文化中，很少形成国际层面的集体文化记忆。2015年6月，微信公众号“法语角”做了一份关于对中国文化熟知多少的调查[7]，共调查了来自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的2407名民众，调查结果显示，有13.3%的受访者对中国文化认知较差，仅有6%的受访者对中国文化认知程度为优秀，但好在外国人还是比较愿意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些国外的受访者眼里较为熟知的中国文化分别为：大熊猫、绿茶、阴阳、孔子、长江、功夫、水墨画、花木兰、京剧、春节、香格里拉、孙子兵法、唐装、李白、百善孝为先、敦煌石壁画等16种。虽说调研的国家尚不够多，调研的面也不够广，但也能从侧面看出问题所在。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文化在海外远未形成集体文化记忆，但中国有着5000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这是丰富的文化宝藏，很适合进行海外推广。如中国国家话剧院制作、田沁鑫执导的戏剧《青蛇》在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演出后，广受好评，除了有优秀的团队精心打造外，也因为这部戏剧源于我国著名的民间传说——《白蛇传》，这是非常珍贵的创意IP。此外还有新西兰著名导演妮基·卡罗导演、迪士尼影片公司出品发行的电影《花木兰》于2020年9月在美国洛杉矶首映，收获了国外观众很高的评价，该电影基于木兰从军的历史典故，讲好了中国故事，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美国人对东方女性的认识，并在剧中很好地展现了女性英雄主义。
除了将源自中国的故事讲好，也可以借用外国故事来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推广中国文化。如《哈姆雷特》是莎翁笔下描绘的经典悲剧，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集体文化记忆，但类似《哈姆雷特》剧中描述的王室斗争故事，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又怎会缺乏这样的题材？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类似的皇权斗争、宫闱秘事，而且在中国传统的京剧中也有所呈现，如“狸猫换太子”剧目，因此，用中国的艺术样式和舞台语汇来呈现《哈姆雷特》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于是，中国艺术家以《哈姆雷特》原剧为原型，融入京剧的艺术样式和唱、念、做、打等形式，精心打造的京剧《王子复仇记》于2005年在丹麦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次的成功实属不易，因为全世界的剧组制作的各种版本的《哈姆雷特》几乎都在丹麦演出过，所以丹麦观众的眼光是非常挑剔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富含中国京剧元素的《王子复仇记》能突破重围，脱颖而出，获得了五星级的评价，非常不容易。由于该剧大受欢迎，此后又多次在欧美地区演出，用别出心裁的方式，跨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大步。在未来的世界戏剧史上，必将留下京剧版《王子复仇记》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世界人民关于《哈姆雷特》集体文化记忆中独特的一部分。
笔者认为，参照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可以给中国壮族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许多可以借鉴的思路。当前，壮族民俗文化走出国门，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如“壮族三月三”已经成功走进泰国， 增进了中泰两国民众“中泰一家亲”的认同感。[8]此外，壮族嘹歌也逐渐走向世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一带一路·唱响未来”2018马来西亚国际华人合唱大赛中，广西平果的参赛合唱团凭借壮族嘹歌获得了大赛中的最高荣誉，展现了壮族民族文化的魅力。壮绣第五代传承人蓝琳凭借自己的巧手，将现代元素融入壮绣，绣成一幅幅精致、美丽、富有文化内涵的刺绣作品，并通过互联网，让壮绣走出国门。除了这些，也有部分研究壮族民俗文化的相关著作走出了国门，如广西民族大学金丽教授撰写的英文版《壮族历史文化导论》已有十多家国外图书馆购买与收藏；还有由外国学者贺大卫的民族志译作《杀牛祭祖：桂西北古壮字文献研究》也涉及壮族的部分民俗文化，该学者还有其他类似译作，如《回招亡魂》（Recalling Lost Souls： The Baeu Rodo Scriptures， Tai Cosmogonic Texts from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与《汉王与祖王》（Hanvueng： The Goose King and the Ancestral King. An Epic from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9]，均对壮族民俗文化有所介绍。此外还有广西民族大学周艳鲜教授的Two Thousand Zhuang Proverbs from China with Annotations and Chinese and English Translation一书，该书由美国纽约Peter Lang Publishing（彼得朗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对2000多句壮族谚语进行了英译，全书为壮汉英三语对照，是外国人了解壮族民俗文化的重要著作。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将壮族文化相关的著作译成外文，但总体来说，对外传播效果并不够理想。
壮族民俗文化“走出去”的前景是光明的，也是具有巨大的潜力的，但我们又不得不正视现实：当前壮族民俗文化“走出去”之路仍困难重重，已经“走出去”的部分，比较零散，并且缺乏持续性，有时只是短时举办的一个活动，很难形成持续的影响力。关于壮族各方面的资料，都极其缺乏相应的外文资料，研究壮学的学者，能用外文来进行写作并将论文与著作于海外发表、发行的，十分有限，而国际社会又以英语作为国际主流语言，这就导致壮族文化很难在国际主流文化中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从人口的角度来说，一个约有1700万人的民族，在世界2000多个民族中，排名第60位，但壮族在国际文化界中的影响力与其人口数量却是极不相称的。虽然目前壮族文化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还存在方方面面的困难与问题，“星星之火”远未达到“燎原”的势头，但万事都是开头难，既然目前已经有成功“走出去”的案例，未来，若能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推进下，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在进行经济投资的同时，也进行文化产业的培育，反思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再借鉴已有的成功案例，将壮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推介出去，将壮族的文化故事以外国友人更易于接受的方式予以呈现，增进外国友人对壮族文化的了解，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使壮族民俗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朵灿烂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