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僧与茶事东传扶桑
迄今为止，日本最早的饮茶记录是平安初期永忠和尚给嵯峨天皇献茶的史实。这则记事见于《日本后纪》，时间在嵯峨天皇时代的弘仁六年（815）4月23日。其中写道：
癸亥，幸巡近江国滋贺韩崎，便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护命法师等，率众奉迎于门外。皇帝降舆，升堂礼佛，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国寺奏风欲歌舞。
《日本后纪》是继《古事记》《日本书纪》之后又一部官修史书，于公元840年成书，记录从792年到833年四十年间的朝廷大事记，类似编年史，由大学者藤原绪嗣主持编撰，是一部正史，因此这则嵯峨天皇在梵释寺接受大僧都永忠献煎的记载成为日本茶文化史上最早记录茶事的信史，弥足珍贵。永忠和尚也因此成为名垂日本茶史的文化人物。
永忠（743—816）留学中国的情况，也有唐朝方面的文献可以佐证，据释思托所著《延历僧录》载，日僧永忠于宝龟初年（约775年前后）随遣唐使赴唐，在长安西明寺进修，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归国。西明寺在唐都长安城里，在当时凡是到长安留学的日僧都被安置在这里学习中文和中国风俗文化，类似大学预科。学成后再安排到各地寺院学佛。但不知为何，永忠逗留唐时间竟超过30年，而且一直没有离开西明寺，这有点不寻常。有学者考证，永忠擅长汉语，个性随和又老成持重，所以被唐朝安排在寺里，协助唐朝方面对日本留学僧在唐期间的学习生活进行管理，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永忠归国后即受到崇高礼遇，被天皇授予“大僧都”称号，这是代表朝廷对宗教人士最高赐封级别，此前享受过这一殊誉的，唯有奈良时代（710—794）东渡日本的鉴真一人而已。
永忠在长安学习生活的年代，大致是中唐初期。在唐期间虽然也经过“安史之乱”的冲击，唐朝的社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但盛唐气象还没有完全消失，饮茶作为一种高雅习俗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特别是建中、贞元年间，饮茶之风迎来了兴盛阶段，成书于唐大中年间的《膳夫经手录》虽系烹饪专著，但超过一半的篇幅在谈论茶，可见当时茗饮风气的流行。书中写道：“茶，古不闻食之，至开元、天宝之间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后已盛矣。”这一时期，茶圣陆羽已经横空出世，饮茶之风随着《茶经》的传播而更趋盛行，这从白居易、元稹和刘禹锡等人的诗中频繁出现的茶诗可见一斑。在这一时代风潮吹拂之下，身在帝国中心长安的永忠，还有和他一样当时在唐朝留学的日本僧人，如最澄、空海等，深受感染熏陶是不难想象的。
更何况，茶在唐朝流行之初，便与佛门结缘。对寺院僧众来说，饮茶不只是开门七件事，更是僧家修行之必备饮料。唐代佛教极盛，戒规极严，僧侣限于戒律不能饮酒，而以茶代。兼之坐禅学律，要求精神高度集中，饮茶可以解困提神，清心寡欲，所以饮茶之风先盛于佛门。陆羽本人就是寺院出身，在《茶经》中就说饮茶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唐代被佛教界奉为禅门规范的《百丈清规》（唐百丈怀海撰）里就把以茶礼佛、以茶待客、以茶修行当作佛门必修的三项课业。中唐以后茶已经成为佛门一日不可或缺之饮品，大凡名山古刹，都有专属茶园以供寺庙日用。
留学唐朝的日僧中，与茶因缘甚深者也不在少数。永忠在长安西明寺学习生活时间如此之长，对于长安的饮食生活浸染很深，可以说完全被唐化了。20世纪末曾在西明寺原址上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有一个唐代茶碾，底座镌刻“西明寺”三个字。茶碾是研磨道具，用来研磨草药或茶饼，这是当时饮茶的最主要工具。陆羽时代的饮茶，是将茶饼炙烤后掰成碎块，放在茶碾里磨成细粉，再放入茶釜里煮开、饮用。寺庙有专门定制的茶碾，可以看出当时饮茶之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饮食生活的丰富性。永忠生活其中，久之成习，以致后来回到日本的最初一段时间很不适应。史料中有一则永忠写给佛教管理部门的“叹愿书”，抱怨日本寺庙饮食粗陋不堪，要求有司改善斋日的饮食标准。因此作为一个深受长安精致文化生活熏陶的日本人，回国之际自然会将某些习惯带回日本，比如饮茶。同时为了能在日本永久享有这种唐朝独有的饮料，便将茶种也带回日本种植，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完全可能。
永忠在唐朝度过大半生，回国后，辗转在畿内的寺院弘扬真言宗。晚年任近江国（今日本滋贺县）韩崎崇福寺的住持，直到圆寂。归国十年，他播撒在近江国的茶籽已经郁然成林，那年初夏某日，因嵯峨天皇的偶然造访，史官无意中记下的一笔，竟成就了日本茶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第一页。
与永忠生活同时代，而且有着类似经历的遣唐僧还有最澄和空海，他们两个也是震古烁今的文化巨匠，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广为人知。
最澄是与永忠同年归国的遣唐僧。公元803年4月，最澄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赴华，因遭遇飓风半途而废折回日本。翌年夏天再次从肥前国的松浦（今佐贺县）出港，最终抵达宁波，在天台山学习。后来因缘际会得到天台山佛胧寺住持行满的知遇，授予牛头禅法及天台经典82卷。最澄于公元805年春回国，在唐只有一年时间，不过在茶文化的熏陶上，却有着颇为独特的体验。因为天台山不但是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也是江南一大产茶区，在天台山，饮茶习俗深深渗入寺院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中，很多寺庙都有一套与茶事有关的规制，比如天台宗寺庙中的“行茶”，既是寺庙礼仪，也是修行法门之一。所谓“行茶”，就是每天为佛像献茶，为寺庙住持和僧众上茶，向檀越、施主敬茶等礼仪。这项日常茶事有专门负责人叫“茶头”，也是一种修行法门，最澄师事的行满法师在成为主持之前就曾担任过这一职务。这一称呼后来传到日本，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一度成为茶道的最高职称。
唐贞元二十年（804），在明州（今浙江宁波）天台山修习天台宗的最澄学满归国，临行前当地官员和天台山的高僧大德举办盛大茶宴为他饯行，在获赠的礼物中，除经书章疏230部460卷、图像法器外，还有天台山的茶籽。最澄回到日本后将茶籽播种在京都与滋贺县交界的比叡山的日吉神社，在神社的茶园至今立着“日吉茶园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