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茶事

荣西在南宋学习期间，恰值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登峰造极时代。两宋的茶叶生产，是在唐代兴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与文化的高度发达又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因此在茶文化发展史上有“茶兴于唐，盛于宋”之说。与日本平安王朝之后茶事衰微相反，茶文化在两宋时期可谓鲜花着锦如火如荼。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州郡产茶，几乎遍及大江南北；大批制作精良的名优茶种接连涌现，如“龙凤团茶”“小龙团”“瑞雪翔龙”“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新龙团胜雪”等名品成了皇家至爱；饮茶的方式，在日趋精进讲究的同时也出现多元化，除了延续唐代的煎茶、末茶之外，民间还出现了较为随意便捷的散茶法；两宋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准的茶文化专著，如北宋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甚至连贵为天子的宋徽宗也是一个深度茶迷，撰有《大观茶论》，将宋代的茶文化研究推到一个与书画艺术等量齐观的审美高度。

而在江南的寺庙丛林，茶风尤盛。茶叶具有提神醒脑、收心敛性的功效，作为一项坐禅修习和精进修为的辅助工具，自唐代中期起就在佛门普及，并形成了一整套寺庙喝茶的规矩和礼仪，晚唐的《百丈清规》和宋代的《神苑清规》都是对茶在寺庙修行中的作用、做法非常具体的论说和规范，孕育出“禅茶一味”的禅门茶风。当时江南五山，如余杭径山寺、钱唐灵隐寺、净慈寺，明州的天童山景德寺、阿育王寺，都是禅茶兴盛之地，由于特殊的因缘，都与日本茶道有着很深的渊源，除了荣西，半个世纪之后前来求法的道元、圆尔辨圆、南浦绍明等日本禅僧都将江南丛林方丈的茶禅文化传回日本并发扬光大，而这几个僧人无一例外都是荣西的再传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