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部流”茶道美学

织部在茶道美学的创意多多，几乎涉及茶道艺术中的方方面面。可以从不同侧面对织部和利休在茶道艺术上进行比较。比如在对茶汤美学的探索上，利休是古典作品，织部是当代艺术；利休重在发现，而织部重在创造等，这些也许是后者最终得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大要因。

首先是改造被称为露地的茶庵小院。利休的草庵是“侘寂”美学理念的外化之物，院子里栽种松竹，在尘世间呈现出深山幽谷的意境和超然物外的幽情，体现一种清寂枯槁之美。古田织部成长于武家之中，深受战国后期兴起的安土桃山美学风潮的熏陶，在审美趣味上趋向于华丽绚烂之美。这种美学旨趣体现在茶室建筑上与千利休就有了本质的区别。在设计茶庵时，他有意扬弃利休的草庵精神，从山谷挖来盘根错节的枞树，并引来斑鸠啼叫，展现一种春光融融的生机，开创了武家园林艺术的先河。

其次是改造茶室。在举办茶会的茶室中，他设计一种尺寸独特的“台目叠”，也就是茶室榻榻米。榻榻米是日式房屋的地板，以蔺草编成，也用来计算房屋的面积大小。一张榻榻米大约相当于1.6平方米。千利休追求须弥中见宇宙之大，方寸中展现大千世界的生机，所以茶室极尽“缩小”之能事，推崇缩龙成寸的数寄屋风格，茶室多为三叠、两叠甚至一叠半的风格。千利休生前亲手打造的茶室有不少，完整保留至今的有京都的“今日庵”，只有一叠半大小，被当作日本国宝，也是里千家“家元”的一大象征。古田织部要将利休的茶室改造成与武士的社会地位和美学趣味相符合的茶室，他设计的以四叠半为基准的“台目”，成了后世武家茶室的标准尺寸。战前在名古屋城里保存一座织部设计施工的“猿面茶室”在日本茶道史上非常有名，是标准的织部式四叠半台目。遗憾的是原物后来毁于战火，从留下的照片看，茶室的墙壁和悬挂书画的“床之间”的柱子都没有任何修饰，并且刻意保留着凹凸不平的原木风貌，有如猿猴的面孔，这也是茶室命名的由来。另外，在设计茶室中，他着意突出“床之间”，也就是悬挂书画的壁龛的位置和光亮，让茶挂的翰墨更为亮丽醒目，成为整个茶室的中心。为此，他在房间里适当的位置设计窗户，让室外的光线在不同时辰都能照进里面，照亮壁龛里的书画翰墨。这种源于古田织部创意的茶室窗户被后世称为“织部窗”或“笔墨窗”。奈良国立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座织部亲手打造的“八窗庵”茶室，最能体现织部茶室的创意：四个榻榻米房间，光照从四面墙壁上的八个窗户射进来，更显得敞亮开阔，一扫利休一叠半草庵的局促与荫翳，在审美上更接近现代风格。

古田织部的茶室影响江户幕府武家茶道数百年，直到明治、大正时期，很多在时代转型中发财暴富的商人、实业家仿效前幕府时代贵族、大名在宅邸里开设茶室的做派，他们取法的茶室样板，几乎无一例外都以古田织部的武家茶室为理想，如明治财界大佬益田钝翁的“幽月亭”、松永安左卫门的“耳庵”，都是名垂茶道史的建筑艺术。

茶道中茶碗是重要的茶器之一，茶碗的嗜好体现了茶人的美学精神。古田织部在茶道上最大的造诣是茶器物，尤其在茶碗上最能体现他的艺术精神，也最能体现他对利休茶道的继承和创新。在茶汤道具上，利休是在既有的器物中发现美；而织部则是打破既有规范创造美。广为人知的是，在何为茶道器物之美的理念上，利休已经远远超越他的前辈，但利休是美器的发现者，不是创作者。作为日本陶器的艺术，或者说茶人亲自动手创作茶碗茶具，以织部为滥觞。茶碗作为一种熔制作工艺与书画艺术为一炉的器物，兼具实用与审美，成熟的陶器艺术，离不开漫长的技术累进和艺术积淀。在东亚大陆，中国陶器制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自奈良时代以来，中国生产的陶器传入日本被当作奇货可居的奢侈品，后来也成了茶道中不可或缺的道具。但中国的陶器艺术过于完美，要超越首先从观念上突破既定价值观，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确立另一种美的标准。不过知易行难，破除既定观念不难，难在创造。因为烧制陶器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行当，技术的壁垒首先就难以跨越。但真正的艺术家在局限中实现突围，发现美也创造了美，千利休如此，古田织部更是如此，他充分利用当时所提供的社会生产条件，利用前辈的智慧，在长期的求索中实现突破，创造了超越前人的茶器美学风格。

战国晚期，日本的海外贸易十分兴盛，在输入日本的外来器物文化方面，除了中国、朝鲜、东南亚等东亚海域诸国，又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来自“南蛮”（西欧）的器物和工艺也源源不断涌入日本，比如陶瓷工艺。古田织部通过海外贸易接触了与传统东亚陶瓷艺术迥然异趣的西方器物，受到启迪与激发，渐渐获得了突破中国器物之美的灵感。

与喜好井户烧、乐烧（今烧）的千利休不同，织部嗜好的是濑户烧和唐津烧。濑户烧和唐津烧都是在吸收朝鲜半岛制陶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国产制陶，织部从中开发出一种履形茶碗。“履形茶碗”的原型，原本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带回的陶器，因为形状硕大酷似鞋子而得名，本是粗糙的民用器物，织部认为这种椭圆形的茶碗底部大，造型孔武有力，仿佛能凸显武士的强大，足具武家特色，于是加以仿造，竟大受秀吉喜爱，成为武家茶道的代表性器物。还有茶叶罐，织部烧制一种名叫“饿鬼腹”的茶叶罐，上下尖，中间隆起，有如饿鬼大肚汉，据说是对利休“尻膨”（底部肥大的茶叶罐）的改造，用来装茶粉。织部死后，这种怪异变形茶叶罐声名鹊起并以“织部烧”来命名。器物上的绘画在当时看来也很超前，并非写实，也不是写意，而多的是几何形图案，有几分后现代艺术的味道。传说织部让陶工按他的想法做出陶坯后，让小孩在纸上涂鸦，然后织部再将儿童幼稚画作临摹到器物上烧制。这样他做出来的各个面目不同，粗野、张扬、怪异，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是20世纪的风格。古田织部在生前就被奉为日本茶道“织部烧”的始祖。

另外，古田织部还善于从不完美的茶器中发现美，赋予残缺品崭新的美学价值。或许是因为当时日本烧窑技术缺陷，制陶技术幼稚，火候拿捏不到家，烧出来的作品完成度极低，但织部别具慧眼，从烧坏的残次品中发现了另一种不均衡的数寄美（残缺美）。本来是败笔、次品或者废品，但在织部眼里却变成了美。这个现象好比宋瓷中的桂冠汝窑瓷器。原本因为技术缺陷或者某个环节出现失误，将瓷器烧坏了，器皿内外呈现出冰裂纹，但审美超前的宋人从中却发现了另一种沧桑美，起而研究火温，刻意烧出冰裂纹，成为绝品。织部和陶工合作，有意把好端端的茶碗做得歪歪扭扭，甚至夸张变形，釉药不均匀，烧出来斑驳满目，变化多端，绿、黑、白、黄四种颜色挨挨挤挤横斜交错，有如欧洲野兽派画作。

后来古田织部父子触犯江户幕府律令被杀，名位、领地和俸禄都被幕府剥夺，家族被贬为平民，遗族的一支在岐阜的飞高山潜居下来，为了生计，便以烧制“织部烧”茶具为生，如今成了当地一大旅游特产。有一年，我和几个国内朋友从关西雇车穿越中部山区前往东京，路经古之美浓国，在飞高山古城下町的织部烧一条街足足逛了一下午。一个在媒体从事专业摄影的朋友，是骨灰级陶器爱好者，恨不得把整条街的各种造型奇异的织部烧带回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高山街道买了两个大陶瓶，褐色，表面凹凸不平，足足有三十斤，可装绍酒，因为瓮大又是异型陶器，无法盒装，只能抓住瓶口拎着一路小心呵护，总算完好无损带回厦门。置于书房的博古架，这两个奇形怪状的大陶瓶竟然成了书房最亮丽的风景，随便插入几枝鲜花野草，便有一种古朴鲜活的盎然野趣。

说到织部对茶道艺术的贡献，值得一提的还有竹制茶具，如茶勺、茶匙和茶筅也都体现他独特的武家审美趣味。他一改利休的优雅古趣，取向于粗犷强悍的造型，有一种武士的张扬刚健之美。他制作的茶筅、茶匙也极为考究。茶筅是宋徽宗赵佶的发明，较之唐朝的茶匙、茶箸更进一步，“茶筅以筋节老者为之”，劈成细条状的茶筅在高速旋转击打中与末茶汁液充分接触产生大量白色泡沫，显示出一种白云傍山的画面美，是末茶一大技术性革命。赵佶茶筅被荣西法师带回日本，成为末茶不可或缺的道具。后来田村珠光对茶筅进行改造，取向轻、细、雅的风格，后为利休所沿袭。织部要恢复茶筅“重如剑柄”的古朴之美。据传，庆长五年（1600）9月，德川家康发动关原之战，织部是对立方西军阵营。两军对垒，敌阵用的是战国以来就在战争中普遍使用的火枪。德川家康命人在阵前密密麻麻插满竹竿，以抵消敌阵射来的火枪的杀伤力，也避免霰弹流弹误伤士兵。古田织部念兹在兹的却是制作完美的茶具，得知竹竿是稀罕的关西深山竹类名种，竟然冒着流矢飞弹在竹丛里寻找适合做茶筅、茶勺的竹子，被敌营射来的霰弹击伤脸部，差点送命。